文
郁震宏
与俞洁、胡晓华、沈卫林三位老师聊运河文化。近似躺平者为楼主。此就大运河补充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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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运河，亦即京杭大运河江南段，一般认为开凿于隋炀帝大业六年，公元年。这个记载，始见于《资治通鉴》：敕穿江南河，自京口（今镇江）至余杭（今杭州），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
桐乡段运河，即是《资治通鉴》所载江南运河的一部分（濮院—石门—崇福—海宁长安镇）。
顺便说一下，现在的地图上，乌镇的烂溪，标注“江南运河”，严格来说，这是错误的，烂溪不是运河。有的朋友在乌镇怀古，很自然地会怀起隋炀帝来，其实是怀错了地方，这不是游客的问题，都是地图惹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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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的记载，初看起来，好像确凿无疑。但是，问题往往就在这种地方出现，如此重大的水利工程，为什么作为正史的《隋书》以及新旧《两唐书》都没有记载，而要等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才出现呢？这太不符合正史的习惯了！
除了正史记载的空白，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资治通鉴》里，有关江南运河开凿的具体月份、什么时候完工、用了多少人工？这些重要信息，一个字都没有记载。然而，与江南运河一样重大的通济渠，《隋书》的《隋炀帝本纪》里，关于开凿的年月日，何时完工，多少人力，全都有具体的记载。
通济渠、江南运河，地位相等，但在史书记载中的待遇，却是如此悬殊，通济渠档案齐全，江南运河好像是一个私生子。这个问题，不得不令人疑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其实，江南运河（镇江到杭州）并非始于隋朝。
从《资治通鉴》的“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一句可见，公元年的“穿江南河”，不过是在原有运河的基础上加以疏浚、拓宽，并设置了驿站，而不是新挖一条出来，也没有局部开挖、沟通连接的工作，本质上还是一条老河道。
因此，相比于通济渠，江南运河尽管地位相等，但工程量却不大，比几十年前桐乡的长山河工程小得多了，《隋书》不加以记载，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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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江南运河本质上是老河道？
我们先看一段《建康实录》（唐-许嵩）的记载，吴王孙权：赤乌八年（），使校尉陈勋作屯田，发屯兵三万，凿句容中道至云阳（今丹阳）西城，以通吴（今苏州）、会（今绍兴）船舰，号“破冈渎”。
《三国志-孙权传》的记载大致相同。破冈渎是孙权时期开凿的，东西向，从今天的句容到丹阳，往西连接建业（今南京）的河道，往东、往南“通吴、会船舰”，也即连接苏州、绍兴的河道。破冈渎，在《南齐书》里，叫做“丹徒水道”，所谓“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孙权初镇之”是也。
《建康实录》的记载说明，至少在孙权赤乌八年，即公元年以前，从丹阳到苏州、绍兴，是有一条输送物资的老运河的，这段运河，也可以后世的记载中看出端倪，比如《南齐书-孔稚珪传》载：出过钱塘北郭，辄于舟中遥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东向坐，不敢背侧。孔稚珪是会稽山阴（今绍兴）人，他到建康去，走的是官塘，钱塘北郭（今杭州大关一带）是必经之路。
丹阳到苏州、绍兴的水路通道，就是隋朝江南运河的前身，桐乡段运河，即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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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丹阳到苏州、绍兴的运河，是什么时候定型的呢？
我们把范围缩小一些，单说其中的一段，即嘉兴到杭州的运河，这一段大概是是秦始皇时期的陵水道。据《越绝书》记载：秦始皇造通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今嘉兴），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至钱唐（今杭州）、越地，通浙江。
《越绝书》的这段记载，很难读通，但大致意思可知，陵水包括着杭州到嘉兴的水路，陵水道则是指陵水岸上的陆路。而桐乡段运河，应该就是秦朝陵水的一段。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南巡：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又说“还过吴（今苏州）”，说明那时候从丹阳到杭州，确实有一条途经苏州的官方水路。
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从后世的记载中得到印证，比如《晋书-孙恩传》说，钱塘人杜子恭跟人家借了一把瓜刀，很久不还，瓜刀主人便来讨要，杜子恭说：不急，很快就还你。不久，“刀主人行至嘉兴，有鱼跃入船中，破鱼得瓜刀”。从中可见，杭州到嘉兴的水路，是当时常走的通道。而这一段应该就是秦始皇时期的陵水道，桐乡运河即其中一段。
要之，桐乡段京杭大运河，并非开凿于隋炀帝大业六年（），至少在公元年以前即有，孙吴以及南朝时期，这是通往首都建康的官方运河。
再往上追溯，这一段运河，最大的可能就是秦朝的陵水道的一段，时间可以上推到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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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正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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