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看青春痘的医院 http://baidianfeng.39.net/a_zhiliao/210112/8582703.html中文摘要迄今为止，对于崇明方言已经有《崇明方言词典》、《崇明方言研究》等综合了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描写和研究的专著。但对于崇明方言的形成和来源这一研究领域却至今无人涉足。根据崇明县志等相关史料记载，崇明的初代移民来自句容。根据移民与方言的关系，崇明方言可能来源于句容方言。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和语言学角度加以探讨论证。在社会文化方面，我们收集了崇明的历史建置变迁、地理形成、移民来源、崇明和句容两地相关民俗等资料证明崇明和句容的历史相关性。在语言学方面，由于句容方言已经转变为江淮官话，我们选取了历史上和句容方言具有相似性而依然属于吴语区的丹阳方言，将其与崇明方言进行比较，并兼顾句容方言中的吴语成分，同时比较句容方言与周边地区江淮官话的区别。本文将从语音结构、词汇、语法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以证明崇明方言和句容方言的相关性。全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导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崇明、句容、丹阳方言研究及方言形成来源的研究综述、研究理论的介绍和研究方案及工作步骤。第二部分从社会文化角度考察崇明方言来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崇明的建置变迁情况与崇明方言来源的关系、崇明的地理形成与方言形成的关系、崇明的移民来源、崇明和句容两地民俗的相关性等。第三部分从语言学角度考察崇明方言的来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迁出地及迁入地方言概况、崇明方言与句容方言语音层面的相关性、词汇层面的相关性、语法层面的相关性。第四部分为全文的结论，重申本文观点，即我们认为崇明方言源于句容方言。第一章导言1.1研究方案及步骤1.1.1研究对象在上海地区的方言中，崇明方言以其独有的特点自成一片，与其他方言片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由多种因素造成，其中其独特的来源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本文主要探讨崇明方言的来源。根据崇明县志记载，崇明的初代移民来自句容，所以本文将重点比较崇明方言与句容方言的相关性。由于句容方言已经转变为江淮官话，我们选取了和句容在地理上相近，历史上语言相似度高，且目前依然属于吴方言的丹阳方言，将其与崇明方言进行比较。为了剔除江淮官话的影响，同时也要考虑作为江淮官话代表的南京方言及扬州方言的影响。1.1.2研究目的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在于运用方言与移民关系的理论从社会文化层面探讨崇明方言的最初来源，提炼崇明方言点和句容、丹阳方言点的地域特征词，从这些特征词的相关度和相似性来证明崇明方言的来源。1.1.3研究思路第一，总结方言之间源流关系、亲疏关系的研究成果，了解研究方法，制定自己的研究思路，并确定研究范围。第二，对方言与移民关系、底层语言理论及方言特征词理论进行概述，使其作为论文写作的理论指导，并做出自己的补充。第三，从社会文化方面着手，收集相关资料，证明崇明方言和句容方言的源流关系。第四，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找出这两种方言在语言上的相关度，特别是在词汇对比上，采用分级的方法，从证明句容方言中有吴语底层，句容方言与丹阳方言的相似性到找出只存在于这几个方言点的地域特征词，循序渐进一步步证明崇明方言与句容方言的源流关系。1.1.4材料收集本文的研究材料主要来源于已经出版的词典及文献资料，分别是：蔡国璐（）《丹阳方言词典》，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张惠英（）《崇明方言词典》，张惠英（）《崇明方言研究》，刘丹青（）《南京方言词典》，王世华，*继林（）《扬州方言词典》，周芸（）《句容方言研究》，许宝华、汤珍珠（）《上海市区方言志》，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方言志》，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上海市崇明县志编委会（）《崇明县志》，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县地方志编委会（）《句容县志》，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县地方志编委会（）《丹阳县志》，江苏省通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南通县志》。文中选取的方言词汇基本都出于这些方言志及词典。1.2方言及方言来源研究综述1.2.1崇明方言研究综述崇明方言属于吴语区太湖片苏沪嘉片上海小片的崇明方言点，历史上对崇明方言并没有过多的研究。崇明方言的研究始于张惠英（）的《崇明方言的连读变调》，次年张又发表了《崇明方言三字组的连读变调》（），之后她又参与了《崇明方言词典》（）的编写，其新作《崇明方言研究》（）也已出版。这些著作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全面描写了崇明方言，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书面材料。另外，刘丹青和刘海燕（）著有《崇明方言的指示词——繁复的系统及其背后的语言共性》一文，研究了崇明方言中复杂的指示词系统。1.2.2句容方言研究综述对句容方言的研究很少见，相关资料亦很少，句容县志中有若干对方言语音、词汇和语法的描写。相关论著有周芸（）的《句容方言研究》和《句容方言的“把”字被动句》（）。1.2.3丹阳方言研究综述对于丹阳方言最早的研究见于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其后有钱乃荣（）的《当代吴语研究》，其实但凡研究吴语都跳不过丹阳方言。研究江淮方言与吴语分界时更是离不开丹阳方言的研究，如史皓元、石汝杰、顾黔（）的《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该书用方言地理学的方法对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做了重新界定，丹阳作为“吴头楚尾”的代表性方言也被做了详尽描写与比较。丹阳方言内部差别很大，方言词汇丰富，相关研究有蔡国璐（）的《丹阳方言的分区》及《丹阳方言词典》（）。吕叔湘先生作为出生于丹阳的语言学大家对母语丹阳方言也做了很多研究，如《丹阳话里的联词变调》（）、《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丹阳方言的指代词》（）和《丹阳方言语音篇》（）。后人根据吕叔湘先生的研究成果，继续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对丹阳方言进行了深入研究。1.2.4方言来源研究综述利用计算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方言来源或亲疏关系的成果主要有郑锦全（）的《汉语方言亲疏关系的计量研究》，王士元、沈钟伟（）的《方言关系的计量表述》，陈海伦（）的《论方言相似度、相关度、沟通度若干问题》和《方音系统的相似关系计算》（），*行（）的《苗瑶语方言亲疏关系的计量研究》。这些论著主要是用统计的方法计算语音、词汇特征的相似度，从而达到比较方言亲疏关系的目的。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研究方言来源和关系的论文有崔荣昌（）的《四川方言的形成》，张光宇（）的《论闽方言的形成》，林华东（）的《闽南方言的形成及其源与流》，刘民钢（）的《试论上海方言的形成》，陈立中（）的《湖南客家方言的源流与演变》，邓晓华、王士元（）的《古闽客方言的来源以及历史层次问题》，万久富（）的《南通地区方言形成的过程》，麦耘（）的《从粤语的产生和发展看汉语方言形成的模式》，潘悟云（）的《吴语形成的历史背景——兼论汉语南部方言的形成模式》，王洪君（）的《兼顾演变、推平和层次的汉语方言历史关系模型》。这些论著主要从移民史角度探讨了方言之间的源流关系。从词汇学角度研究方言的亲疏关系，特别是从核心词，特征词，同源词、底层词角度研究的论著有汪锋、王士元（）的《语义创新与方言的亲缘关系》，赵枫（）的《上海郊县方言特征词研究》，王华、崔荣昌（）的《从基本词汇看普通话与汉语诸方言的亲疏关系》，王双成（）的《西宁方言与吴方言的一些语言现象之比较》，刘俐李（）的《同源异境三方言核心词和特征词比较》，以及向学春（）的《蜀语所见古方言词研究——兼论移民与四川方言的关系》。这些论文主要从方言词汇相似性的角度判断方言之间的亲疏关系。1.3研究理论介绍1.3.1方言与移民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提出方言是语言逐渐分化的结果，而语言的分化往往是从移民开始的。方言的形成和移民有关，至少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情况。一是讲同一种语言的人同时向不同的地区迁徙，其语言在不同的条件下经过发展演化，成为不同的方言；二是甲地方言的部分居民在某一历史时期迁移乙地，久而久之，同一种方言在甲，乙两地演变成两种不同的方言。方言与移民之间存在类似于函数的关系，即移民形式的变化必然引起方言类型的变化。这里只介绍移民特征和方言演化的关系，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1．外来移民在人数上大大超过土著，同时又占有较为强势的*治、经济、文化地位，并且迁徙时间集中，那么移民带来的方言就会取代土著方言。2．外来移民在*治，经济，文化方面地位逊于土著，人口相对较少或分散于土著包围之中，因而放弃旧地方言改用新地方言。3．在移民和土著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两种语言互相融合而不是一个取代另一个。4．移民远离原居地，仍然聚居在一起，原有文化和土著格格不入，语言大相径庭，移民保留原来方言。5．移民带来的方言在新地扎根，与原居地的方言隔离，演变较慢，留在原地的方言反而发展较快，久而久之，成为两种差异较大的方言。6．移民迁定之后，又多与他族错居，语言之间发生相互更替。7．甲、乙两个相邻的方言区，如果甲区的经济发达、人口饱和，乙区情况相反，则甲区方言逐渐扩散到乙区。8．移民带来的方言不能完全取代土著方言，而是不同程度地冲刷、消磨土著方言的特征。1.3.2底层语言理论底层语言理论的基础是由意大利语言学家雅科夫·布列兹托尔夫（-）奠定的，他的代表作是“Omaarsagernetilspiogenesforandringer”（），法译本书名“DescausesdeschangementsLinguistiques”（，哥本哈根）。后来意大利语言学家阿思科里在年的著作里，运用了底层影响理论来说明语音演变。（1）20世纪以来，语言学家不仅把底层语言的影响看作是上层语言脱离母语类型的原因，而且认为底层是影响上层语言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底层语言理论不但用于罗曼语的研究，后来也被许多语言学家用来解释日耳曼诸语言的辅音变化。所谓底层语言可概括为“战胜”语言中所吸收的“战败”语言成分。前者即上层语言，后者是底层语言。底层语言理论认为在一种上层语言里有可能残留底层语言的成分；底层语言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对上层语言产生影响；上层语言的演变与底层语言的影响有关系；如果一个地区的语言被另一种语言所替代，那么前者就有可能成为后者的底层。语言底层须有民族底层作为前提。外来民族在征服土著民族或移居到土著民族的住地时，同时带来一种新的语言。新语言如果在文化、经济或使用人口上占优势，那么就可能成为上层语言。土著民族不得不放弃土著语言，改而使用新的语言。他们在使用新语言时，一方面受到原有语言习惯的制约和影响，造成有规律的错误；另一方面在新的语言里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多是词汇）时，就保留原来语言中那些有用的成分。这些有规律的错误和保留下来的有用成分，即是底层语言成分的两大源流。底层语言成分可以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方面，但是以词汇为最常见。底层语言的产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借用现象。底层成分和一般的所谓借词都是指从一种语言渗透到另一种语言的成分。但是借词的产生不必以底层民族作为前提；底层成分的渗透更深入、更隐秘、更不易觉察；底层成分可以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使用语言底层理论研究汉语方言里的民族语底层，而本文试图用语言底层研究不同方言间的底层关系。1.3.3方言特征词理论近年来，随着方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在方言词汇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果。每种方言都有自己的词汇特征，这主要通过各个方言区的方言词体现出来，而最能表现方言词汇特征的就是方言特征词。对方言特征词的研究，是现代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詹伯慧（）在《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中，谈到汉语方言分区的语言条件时就提到了“独特的方言词”，“方言中蕴藏着大量富有地方色彩的独特词语，只要我们深入考察，便可以从中选取一些‘只此一家’的典型方言词语用来作为识别某一方言的特征条目。例如闽方言词库中的‘箸’（筷子）、‘厝’（房子）、‘鼎’（铁锅）、‘冥’（夜晚）这类独特的方言词，在现代汉语共同语及其它方言中都很难见到，而在闽方言却普遍存在于各闽方言片中，把这类词用来作为辨认闽方言的标志，不正符合‘对内一致性，对外排他性’的要求吗？”随着词汇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李如龙先生提出了方言特征词的理论，系统论述了方言特征词的涵义。李如龙（）在《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中对方言特征词的涵义作了如下界定：“方言特征词是一定地域里，区内大体一致，区外相对殊异的方言词。方言特征词批量的大小取决于不同的地域及其历史文化条件；根据区内覆盖面是否普遍、区外有否交叉以及区片大小常用度高低等条件，可把特征词分为基本特征词和一般特征词。”根据以上所述，方言特征词可以理解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特点：1．方言的词汇特征首先体现在特征词上。2．汉语方言的特征词是具有特征意义的方言词，在方言区内普遍应用、大体一致，在方言区外又是比较少见的。3．汉语方言特征词不应该是一两条或少数几条，而应该有一定的批量，从而构成可信的特征。不同的方言区，无论是大区还是小区都可能有不同规模的批量，数量多少只能具体分析，不能统一规定。4．因为共同的源流或相连的地域会造成密切交往，不同方言区之间往往有共同的特征词。这种共有的交叉也是一种特征。独有特征词是个体特征，共有特征词是关系特征。5．方言区往往有典型的核心区和边缘区之分。方言特征词往往在核心区表现较为明显，而边缘地带则因受周边方言的影响而表现得不充分。考察方言特征词可把重点放在核心区，但考察关系特征词须考虑周边方言的影响。6．由于方言特征词是批量的，就应该按其特征意义的大小分为不同的等级。凡是区内相当一致、区外未见或极少见的，可以称为一级特征词；凡是本方言内部不够一致，或区外有较多交叉的，可作为二级特征词。如果方言特征词数量大，也可按不同的重要性细分为三级。7．考察方言特征词应该首先注意常用词、有派生能力的词根词、单音词中的特征词。这些特征词无疑具有更多的特征意义，因而也更具有重要性。本文主要以李如龙先生对方言特征词的研究成果为理论依据，讨论崇明方言及相关方言特征词的相关性。李如龙先生提到的方言特征词的特点，主要还是就大方言区的特征词而言的。如果我们深入研究，还可以发现，有些特征词流行的范围很小，只通行于几个方言点。这样的特征词，对于方言的分区，也许意义不大，但是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即通过方言特征词判断方言之间的源流亲疏关系，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这样的词语，也可以叫特征词。为了区别于大方言区的特征词，可以称之为“地域特征词”。方言特征词和地域特征词是比较方言异同得出的能体现方言特点的词语，它出现的范围很广泛，既出现在基本词汇中，也出现在一般词汇中。基本词汇中的很多词在不同方言里经常有不同说法，这种方言词往往成为特征词中最重要的部分。而一般词汇中一些表示不常见的小动物、某些农作物、建筑物部件或具体细小动作的方言词，说法也比较多，但一般只是很小地域的方言特征词。方言特征词的词类不同，其表现出的差异程度也不同。封闭性词类因为常用，所以差异比较大。非封闭性词类中的人体名称和动植物名称差异比较大。此外，动词的差异也比形容词的差异大。一般来说，和人们日常生活贴近的用词方言差异大，反之则差异小。动词大多与人的活动有关，所以差异相对较大。汉语的形容词可以看作是动词的一个附类，因而表现出一些动词的特性，加之形容词的主观色彩较浓，所以差异也较大。而且同是近代出现的事物名称，小件物品也因为贴近日常生活而差异较多。从词义的角度来看，表示整体、泛指和类别概念的词要比个体、特指概念的差异小。如果从构成方式来说，加缀词、叠音词或合成词、短语词的差异较多。这样方言特征词就有了明显的词汇特征，易于进行方言特征词比较，从而判断源流亲属关系。以上这些对方言特征词理论上的探讨研究，对于我们的研究都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第二章从社会文化视角探讨崇明方言来源2.1崇明岛概况崇明，是中国第三大岛，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河口沙岛，崇明岛形似春蚕，头西尾东，卧伏于长江入海口的金涛碧波之上。崇明位于东经°09′30″～°54′00″，北纬31°27′00″～31°51′15″。南以长江主泓道为界，与江苏省常熟、太仓，上海市宝山、浦东等区相望，北以江苏省的启东、海门县年的陆地线为界，东濒浩瀚东海，西接万里长江，岸线总长.47公里。全岛东西长76公里，南北宽13至18公里不等，总面积平方公里(年底土地普查数，包括永隆沙22平方公里)。年，岛上设置2个县属镇、26个乡、个村、8个上海市属国营农场和2个*垦农场。总人口为人(其中县属人口人)，县*府设于城桥镇。2.2崇明的建置变迁情况崇明的前身——东、西两沙于唐初露出水面，公元年（唐万岁通天元年)始有人居住。约在五代初设镇。公元年（南宋嘉定十五年）在三沙设天赐盐场，隶通州。公元年（元至元十四年）升场为州，始筑州城于姚刘沙，隶扬州路，公元年（明洪武二年）降州为县，先隶扬州，后因离扬州路途遥远不利管辖改隶苏州府，兼隶太仓州。民国期间，崇明先后隶属江苏南通、松江（沦陷期间曾隶上海特别市），解放后先隶江苏南通专区，年12月1日改隶上海市。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早期崇明的隶属情况。早期崇明岛设镇于西沙，隶属于通州，其时，通州辖静海县和海门县。静海已经和长江北岸接壤，海门依然是汪洋中的几个大沙洲，而崇明就属海门县管辖，据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崇明镇（即崇明岛，五代杨吴时设镇）是海门县（此时的海门与现在行*区划上的海门不同）“三乡一镇”之一。以下是通州的隶属行*辖区变化。通州最初为长江口海域中几块相邻的沙洲，南北朝中期露出水面，至唐朝末年与大陆接壤。五代时称静海镇，公元年（后周显德五年）设立通州，属扬州管辖，下辖静海县和海门县。公元年（宋朝天圣元年），改名为崇州，又称崇川。公元年（明道二年）仍改称通州。公元年（宋徽宗*和七年）改设静海郡，不久又改名为通州。公元年（元朝至元十五年）升格为通州路，公元年（至元二十一年）仍称通州，归扬州路管辖。公元年（明朝洪武元年）废除静海县，通州直接管辖静海以及海门县和崇明县，属扬州府。公元年（洪武九年），崇明县划归苏州府。公元年（清朝顺治二年）属江南省扬州府。公元年（康熙六年）起属江苏省扬州府。公元年（康熙十一年）因海门江岸坍塌入长江，改海门县为乡，并入通州。（2）从崇明的早期隶属关系来看，崇明隶属通州，崇明一直是海门县各大沙洲中的一块，而后因海门和北岸大陆涨接，才和海门分离，后经过沙洲的不断坍塌、涨接，才渐渐有了今天崇明岛的规模和地理位置。下面简要叙述一下句容的建置变迁情况，以便与崇明建制变迁情况作对应。周振鹤、游汝杰（）认为，当河流和*区的界线重合的时候，河流对方言的分区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句容，《禹贡》为扬州之域；春秋属吴；战国属越，楚并越遂属楚；秦属鄣郡。秦置江乘县(三国吴废，晋复置，隋开皇初废)，句容境北部属之。汉置句容县，隶丹阳郡。公元前年（汉武帝元光六年）封长沙王子*为句容侯，公元前年（元朔元年）*死，复为县。直至南北朝，均属丹阳郡。公元年（东晋大兴三年）句容琅琊乡、江乘金陵乡立为怀德县，安置琅琊国人。公元年（咸康元年）侨置琅琊郡有实土，桓温为太守，治所在金城(今县境宝华乡西部)；南朝宋改为南琅琊郡，齐迁治于白下，陈废。隋废郡置州，以州领县，句容属扬州。公元年（唐武德三年），以句容、延陵二县置茅州，公元年茅州废，句容属蒋州。公元年（武德九年）句容划归润州。公元年（天宝元年），句容属丹阳郡。公元年（乾元元年），升州辖句容。公元年（上元二年）升州废，句容复归润州。公元年（光启三年），复置升州，句容重归其辖，直至唐末。五代时期，异州先后改称金陵府、江宁府，均辖句容。宋初复置升州，公元年（天禧二年），置江宁府，辖句容。公元年改句容县为常宁县，寻复为句容。公元1年（南宋建炎三年）江宁府改称建康府，句容属建康府。元建省设路，建康府改为建康路，后又改名集庆路，句容归其领治。明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句容属应天府。清改应天府为江宁府，句容属江宁府。太平天国时，句容直属天京。（4）总结来说，句容直至唐末，其隶属关系一直在江北的扬州和江南的丹阳郡（润州）之间徘徊，直至五代之后属于南京，其隶属关系才趋于稳定。句容和崇明在唐代同属于扬州，崇明唐初冒出江面，崇明的初代移民来自句容显然与此有关。2.3崇明地理形成情况在讲述崇明岛的形成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古时长江三角洲地带的地貌。历史早期，长江河口呈现喇叭状，张桂修（）提到据相关资料，唐代初年，长江河口位于现今扬州、镇江一带，北嘴位于现在如东境内，南嘴位于现杭州湾内的王盘山，而现在长江北岸的南通、通州，南岸上海的浦东、南汇等地都还是一片汪洋。河口呈喇叭状，河口江面宽达多公里，是一个相当开阔的入海口。长江奔泻东下，流入河口地区时，由于比降减小，流速变缓等原因，所挟大量泥沙于此逐渐沉积，形成大小沙洲，又由于科氏力的作用，使得产生于南支河道的沙洲不断向北靠拢，和长江北岸相接，而长江河口则不断东移，南偏。县志记载，在此过程中，崇明岛的雏形东沙和西沙于公元——年（唐武德年间）冒出江面。公元年（宋天圣三年）东沙东北新涨的沙洲因姚、刘两姓前来居住，故名姚刘沙。公元年（宋建中靖国元年），三沙涨出水面，位于姚刘沙西北隔水50里。东、西沙是崇明最初的形态，姚刘沙在历史早期一直作为崇明岛的治所所在，初代移民们必然以这些岛屿为据点，所以确定东、西沙和姚刘沙在长江口的确切位置显得尤其重要。正德《崇明县志》沿革条记载，“西沙位于东沙之西，隔水七十余里”。由以上材料可以得出崇明的大概位置。由于唐时的长江河口比今天更靠里，河口江面宽，古时东、西二沙不可能离河口很远，孤身悬挂于海中，所以应比之今天的崇明岛更靠西南。这样从句容至东、西沙的相对距离就不算远，县志所记载的句容迁崇明就具有了可实现性。另外，在这里我们还要提出一个大崇明的概念。崇明岛的境域范围：公元年（元至元十四年）崇明建州后，元朝颁布崇明境域“三年一丈，坍则除粮，涨则拨民，流水为界”的十六字令。公元至年（明宣德年间），再次规定崇明以四山封疆，即狼山以南、福山以东、宝山以北、西起福山、东迄佘山（又名蛇山）所有水面均为崇明境域，境内新涨沙洲归属崇明。元、明时期，邻邑与崇明新涨沙洲之争，*府均按此规定裁断。清代以后，四山封疆、独分水面的旧制未能沿袭。公元年（清光绪七年）出版的《崇明县志》记载，佘山以外小洋山、大洋山、丫髻山、徐贡山、大七山（大檝山）、小七山（小檝山）、金鸡山、大龟山、马迹山（即泗礁山），“皆崇境也”。（5）我们知道，崇明方言不仅在崇明一地流行，同时也存在于长江下游河口曾经的各个沙洲上。如我们熟知的海门、启东，所说的即是崇明话，另有张家港（沙洲县），靖江两地的部分地区也存在说崇明话的人群。海门和启东成陆较晚，其居民显然是崇明移民过去的，而张家港和靖江的成陆时间不晚于崇明，此地讲崇明话的人真的是后来崇明移民过去的吗？亦或两地本来就是崇明的沙洲，后来由于这些沙洲与大陆涨接，才会有部分崇明先民滞留此地？以靖江为例，靖江古名马驮沙。光绪本《崇明县志》“马驮沙”注：“靖江县旧称马驮沙，县治东南有崇明镇。全镇数十户，风俗语言，很多和崇明相像。”（6）。靖江地处长江北岸，被江淮官话区包围，靖江本身也分成老岸话和沙上话，老岸话属于吴语，沙上话属于江淮官话。老岸地区于公元年（明弘治元年）和江北涨接，沙上地区是后来新涨沙地，移民是从已经讲江淮官话的扬中县迁入的。老岸话属于吴语应该是由于老岸地区曾作为江中岛时，其移民来自江南沿岸，后语言脱离母体之后反而变化较慢，依然维持着吴语特征。另一例证是吕四地区，众所周知，吕四地区方言很奇特，和南通话不同，和启海话亦不同。吕四地区曾是古海门县的一部分，古海门县在元代开始逐渐坍塌，直至只剩下吕四一带。使得吕四一地被夹在通州和新涨沙地启东之间。吕四方言与其他地方不同，恰好证明吕四地区作为江中岛存在时，移民来自江南。后语言受周边环境影响慢慢发生变化，但依然保留了一些江南吴方言的特征。周振鹤、游汝杰（）指出，“行*区划的*治中心一般都是该*区*治、经济、文化、时尚的中心，是当地最大的城市。一般人的语言心理是尽量靠拢这个中心。”崇明（包括长兴，横沙，海门，启东，常阴沙）方言内部差异不大，而现在的崇明是由曾经无数的小岛组成的，方言内部差异不大恰好证明行*区划的*治中心地方言对周边方言的影响。这些例证能够证明历史早期，当江中沙洲还没和大陆涨接时，都可算是大崇明的一部分。这也使得句容和崇明的距离不像今天这样遥远，加之历史上句容与崇明同属于扬州，人口流动较为便利，使得句容移民崇明具有了可实现性。这样我们构建一个这样的移民模式。移民先从句容一带迁到东、西沙等沙洲上，由于在西沙设镇，后于姚刘沙设镇，使得镇上使用的方言成为权威方言，而后无论沙洲在何处冒出，何处坍塌、何处与大陆涨接、移民来自哪里，方言都向中心地带靠拢。2.4崇明的移民情况2.4.1县志史料从崇明县志记载及各种资料的记载上来看，崇明大致有几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公元～年(唐武德年间)，长江口江面涨出东沙和西沙，是为崇明岛的前身。公元年（唐万岁通天元年）初，崇明岛开始有人居住，最早前来的定居者为*、顾、董、施、陆、宋六姓。此时的崇明岛是指西沙和东沙，张桂修（）提出当时的长江入海口相对于今天的更靠里，据此笔者认为当时的崇明岛应比今日的崇明岛更靠西南，所以当时的移民主要来自江南的丹徒、句容一带，这是古崇明岛第一次重要的人口迁徙。随着崇明岛沙洲的涨大，陆续不断有人从句容等地搬迁至崇明。县志记载，公元年（宋天圣三年）东沙东北新涨的沙洲因姚、刘两姓前来居住，故名姚刘沙。公元年（宋建中靖国元年），涨三沙，句容人朱、陈、张三姓来此定居。第二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发生在北宋末年，“靖康之难”迫使大量北方人逃往南方，很多朝廷权贵于崇明岛设立庄园。据县志记载，北宋末年，汴京（今河南开封）鲁惠公后裔第六十二世施天瑞任宋大夫总辖，为避靖康之难迁居崇明。其弟天寿先迁句容，其后代于明洪武、永乐年间亦迁崇。又有顾氏宪扈，于北宋末年南渡至崇定居。南宋年间朝廷显贵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韩侂胄和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张浚在三沙设立庄园，显赫一时。第三次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始于公元年（南宋嘉定十五年）三沙设立天赐盐场之际，移浙西、青浦、江湾等地亭户到场煎盐为生，宋末，崇明新沙陆续冒出水面，朝廷又以“三丁抽一”的*策从句容征调农民前去垦殖（7）。后由于新涨沙地的归属问题，与海门、通州、江阴、常熟、嘉定、宝山等地发生境域争执。各方都有上沙垦殖定居者，这些人最后随同沙洲断归而改籍。据《崇明县志》，唐宋时期尚无人口数记载。公元1～年（元至元年间），有户数9户；公元～年（元至正年间）有6户；公元年（明洪武二十四年），户数为，人口达；公元年（明正统七年）有户，人。人口数量并无大起大落，相对稳定，应无大批量、大规模的移民行为，而是小范围、小批量、小规模的移民，这对当地已经形成的方言就不可能造成冲击了。从唐初到北宋末的多年间，崇明移民应相对固定，都是从江苏句容一带迁徙而来，由此可知，崇明方言很可能和古句容方言相似。而后由于靖康之乱，当权者南渡，使用的是北方方言，崇明方言可能融合了北方方言语音、词汇方面的一些特点。而第三次移民也应该丰富了崇明方言。2.4.2家谱资料从崇明地区的家谱材料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当地移民来源的线索。以下是我们从相关资料中整理的当地部分姓氏的史料。1.沈氏始迁祖节隐，南宋末自句容迁崇明，明沈廷扬即出是族。2.龚氏初祖猗，南宋初先徙苏州，后再迁昆山。始迁祖大荣，元至元时迁至崇明，泰定二年创庆丰圩田数十顷，遂家焉。3.殷氏始迁祖臣，南宋末自句容迁常熟，再迁崇明西沙旧城北。谱存世系。4.樊氏始迁祖舜臣，元至正中避兵来崇明。卷首谱序、像，余卷为世系。5.张氏谱云系出唐草圣张旭，世居海虞。后世孙标，宋室南渡时家于临安，谱尊为一世祖。三世孙万十归常熟；再传六世至元季兵乱，携子士贤等避居崇明，是为始迁祖。存册载传、像赞、敕命、墓志铭、世系等，世系载士贤、士荣、士华派。6.*氏谱以八府君为始祖，宋建炎三年南渡，止于建康句容之胃寨村。长子一耆世居句容，四子四耆、五子五耆同徙于崇明姚刘沙*鱼朵。7.仇氏始迁祖泰，自句容迁崇明。8.姚氏始迁祖德昌，宋室南渡，避兵难由句曲迁居崇之姚刘沙。9.孙氏始迁一世祖允成，原籍句容（今江苏句容县），宋末元初来居崇明西沙。或云先祖出于句荣，唐武德年间徙于娄上（今江苏太仓县），宋末允成徙于崇明。10.吴氏始迁祖九思，元明之际自句容迁崇明。11.郁氏先祖麟，宋高宗建炎南渡，来居句容。始迁祖君盛，元至正十七年自句容迁崇明西沙十二图；其弟君玉同迁崇明。12.王氏始迁祖雷、金礼。雷出太原王氏，南宋淳熙间自句曲迁居崇明东洲；金礼出眘琊王氏，明永乐初自丹徒迁居崇明西洲。13.*氏谱序称始祖为元一公。宋靖康之变，元一南渡，由建康、句容以至崇明西沙，自是世籍于兹。14.陶氏始迁祖彭泽令渊明三十七世孙贤，宋室南渡时由句容迁崇明。15.陈氏始迁祖本隆，明洪武间自昆山迁崇明，卜居西沙。16.单氏是族初自南阳徙宜兴。始迁祖琇起，明洪武初始由宜兴迁崇明镇场。17.宋氏始迁祖伯禄，宋时自句容迁至崇明。18.汤氏谱以元季自句容迁来崇明之吞为始迁祖。19.俞氏始迁祖詄、搏，自句容迁居崇明。20.倪氏始迁祖洽，原籍江宁府句容县人，元末避兵乱徙居崇明。21.朱氏元末有号百二公者，弃官自句容隐于吴之华山，子十九官避乱复偕诸弟自华山抵崇明西沙。22.李氏始迁祖善觉，元末由句容塘桥大李村迁崇明南里。23.杨氏始迁祖廷玉，宋室南渡时自句容徙通州崇明镇道安乡平等里。24.胡氏始祖安国。始迁祖七世孙大忠，宋淳皊间自句容迁至崇明。25.袁氏始迁祖孟康，南宋时由句容迁居崇明。26.丁氏始迁祖尊、富，宋靖康间自容城迁居崇明。27.卫氏是族宋室南渡时迁昆山白茅。始迁祖发昆，元末由白茅再徙崇川金沙场。28.高氏始迁祖溢、成，明季自句容迁崇邑。29.杜氏始迁祖完宇，宋南渡时由江阴迁崇邑。30.冯氏始迁祖天麟，清康熙间自句容迁崇城署西。31.蔡氏始迁祖子旺，南宋理宗时自洞庭林屋迁崇明。32.薛氏族出汝南，始祖逊于南宋初迁句容，至宋末裔孙造又迁崇明。根据家谱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