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产业普遍在八九十年代赢来爆发期，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通过资本的积累、技术的革新，最终垄断大部分市场，形成今天的形态。
在最近几期内容里，我都提到了这么一种现象：如今开遍全国的张亮和杨国福都出自哈尔滨宾县；安踏是晋江鞋都的代表；卫生巾代工厂基本都在泉州；并提到除此之外，全国85%以上的打印店是湖南新化人开的、影视行业灯光师——俗称灯爷大部分来自河南鄢陵县等等。我转发督工关于辣条的视频时，也开玩笑地把占据了辣条市场半壁江山的湖南平江县称作辣条界的汪峰。因为觉得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于是顺手挖下了坑，但我并没有料到这个话题远比我想象的复杂。在我查阅各种资料之后，发现这是无数个生活在县城、乡村中，普通中国人的，关于勇气、进取和阴暗的故事，倒是适合写成一本有趣的社会学读物。这个事情告诉我们，饭可以乱吃，但坑不能乱挖。所以这期内容就算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更多同学的兴趣。我在《东北麻辣烫如何征服全国里》说过，作为哈尔滨宾县老乡的杨国福与张亮，并不是彼此最大的对手。他们的共同敌人应该是麻辣烫外的其他餐饮巨头，比如沙县小吃。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已经有8.8万家沙县小吃。这是什么概念？肯德基在国内只有家，麦当劳家，两家加在一起还不够沙县小吃的零头。什么叫国际餐饮巨头啊？（战术后仰）只用了短短20年，沙县小吃就开遍了中国的街头巷尾，这个福建省西北部的小县城，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同样兴盛于90年代，中国北部的宾县人民是因为生活所迫，于是在家乡支起了麻辣烫的小摊，进而扩散东北，走出关外。而中国南部，三千公里外的沙县人民，因为同样的原因，选择了投入少、门槛低的餐饮行业，作为生计来源。不同之处在于，东北是因为大环境，导致许多家庭断了收入来源。沙县小吃的扩张，则是源于年一次民间标会垮台导致的金融危机。所谓标会，是闽粤地区自发形成的融资组织，路子十分野。什么风控、验资，完全不存在，全仰仗本地亲缘关系、宗亲信任，规模大的可以达到数亿，年息能高到30%。什么互联网P2P，放在八九十年代那都是弟弟。安踏所在的晋江，之所以能在那个年代迅速发展成鞋都，也少不了标会的扶助。标会堪称中国乡土社会，与资本杂糅的产物。其存在让同乡抱团更紧密，进而催生了地区性产业。比如说安踏创始人叫丁世忠，特步创始人叫丁水波，°——那时候还叫别克，创始人叫丁建通。对，你们猜的没错，他们都姓丁，是因为他们都来自晋江丁氏。这个家族可以追溯到元朝*治家赛典赤?赡思丁，元末明初，为了避祸，他的后人于是取了尾音「丁」作为姓氏，是当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中国做生意波斯人的后代。不得不说福建泉州一代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不仅有晋江鞋都，下辖的石狮还诞生了七匹狼、劲霸、九牧王、柒牌等一众男装品牌。这里顺手挖个坑，有机会讲一讲包括闽派在内的男装门派战争，反正虱子多了不痒，坑多了不愁。总之，标会助力了晋江鞋企们早期的野蛮生长，但以现在的眼光看，傻子也知道风险大。据说当时沙县有60%的家庭参与了各种标会，结果不出意外，爆雷了。面对爆雷和高昂的债务，会头会众们只好使用传统艺能：跑路，纷纷涌入附近沿海地区的大城市。这些人本身学历不高，也没掌握什么手艺，于是就在同乡的帮助下开始经营沙县小吃。恰逢南方沿海城市开始飞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外地务工人员前往。沙县小吃「即做即走」，「一元进店、二元吃饱、五元吃好」的特点，刚好契合了这些务工人员的需求，让它得以迅速扩张。但真正让沙县小吃力压群雄的是背后推手——沙县*府。年，沙县*府就组建了小吃办、沙县小吃同业协会，给从业者进行培训、咨询，指导和规范市场，甚至干部亲自下场，带领乡民攻城拔寨。正是在同乡互助和*府扶持下，沙县小吃实现了开遍全国的霸业。像沙县小吃这样的情况，属于典型的「同乡同业」。学者吴重庆将「同乡同业」定义为同一区域的人群依托乡土社会网络，以非正规经济活动的方式，在乡土社会之外从事相同行业或属于同一产业链的经济活动。这个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在我自己看来，过去的晋商、徽商、粤商、浙商等等著名商帮都可以算作其中。近代的红帮裁缝、上海的糖商乃至东南亚华人对人力车的垄断也是鲜明的案例。只不过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乡土社会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形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经济行为。我们以湖南新化打印行业为例。如果你仔细回忆一下，可能就会发现，你上学时学校门口的打印店，老板的口音都是相似的。这是因为全国几乎85%以上的打印店，都被湖南娄底市新化县的人包圆了，而其中多半又来自洋溪镇和槎溪镇。湖南新化打印店是「同乡同业」现象的重要研究对象。根据北大社会学博士冯*旗的论文所说，上世纪60年代，新化人易代兴、易代育兄弟随师傅跑江湖，机缘巧合学到了机械打字机的维修技术，经过四十多年演化变迁，发展成遍布全国的复印产业网络，从业人员达到20万。年不仅诞生了沙县小吃办，助力沙县小吃开遍全国。同样在这一年，一位来自洋溪镇的修理工偶然发现，一些日本淘汰的「废旧」复印机，经过修理后竟让能正常使用。于是这位修理工以元每吨的价格大量收购了这些「废旧」复印机，摸索修理技术，修好后再以每台一万元的价格卖给从事复印业的老乡。这远低于当时全新复印机的价格，而能够只花一万元拿到一台复印机开店，就相当于在成本上有了碾压性的优势。也正是因为掌握了这套，将「洋垃圾」变废为宝的技术，新化的数码快印业务在这个时期确立了巨大的优势。但是为什么是新化人占据了如此高的市场份额？要知道中国幅员辽阔，一个县城人口流通到全国，制霸一整个行业，听起来实在是太过神奇了。退一万步说，如果单纯把原因归结于，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湖南人身上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那为什么不是常德、岳阳、怀化或是郴州呢？这个问题放在东北一样成立。麻辣烫的技术本身并不复杂，黑土地的富饶显然不止临幸了哈尔滨，宾县人民也并不一定比其他东北老乡更勤劳和勇于闯荡，但麻辣烫双雄偏偏只诞生在宾县。如果你去学校、公司周边的打印店仔细看看，大概能观察到下面的景象。打印店的氛围不像公司，更像是家庭作坊。他们大部分是夫妻店，无论是老板还是员工，都操着同一种你听不大懂的方言。通常情况下，老板只负责最后的装帧、切割工作，老板娘负责接待、结账和开票。店里员工岁数都不大，女生会负责在电脑前排版、设计，男生则多数负责操作机器。他们之间也不像普通的雇佣关系，员工称呼老板都是叔姨这类亲戚称呼，大家吃饭也是围坐在一起，年轻的女员工甚至还负担着一部分带老板孩子的任务。根据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谭同学多年来对新化打印业的调查，新化打印店的发展更像是一种学徒制。招人时，往往很少聘用社会人士，更偏向家乡的亲戚，比如自己的外甥、侄女儿。一些学徒在学会打印店的打印技术、管理模式后，就会在老乡的帮助下，去外面开店，发展自己的业务。光是学会技术、管理，筹集资金还不够。初出茅庐的新化从业者，还要融入当地的新化打印关系网。经过多年发展，新化打印业已经不仅仅是开打印店这么简单。整个产业链还包含了打印店的售卖、维修甚至是纸张的批发。最简单的，新化人可以通过老乡的关系，淘到二手的打印设备，以及以更低廉的价格，购买到纸张、油墨这些耗材。这笔省下来的开销，对于一家小店来讲，就是生死存亡的红线。而决定你是否能获得这些新手大礼包资格的，就是你是否是一名新化人。因为南方方言种类繁多，甚至经常出现邻乡语言都不互通的情况，作为外地人就算贸然进入这个关系网，只要大家用方言沟通，你也获取不到任何信息。谭同学列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一名永州市新田县人想踏足打印店行业，即使同为湖南老乡，也得不到新化人的支持，举步维艰，直到他娶了一个新化老婆。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概括为「差序格局」。在中国乡土社会的亲属关系、地缘关系，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种差序格局嵌入到市场经济中，形成了独特的「同乡同业」状态。比起契约，中国的乡镇居民更信任亲属和地缘关系。基于这种信任，同乡往往凝聚出强大的力量，互相帮扶下，打造出惊人的产业链，乃至覆盖全国，垄断市场。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同乡同业」，因为地域差别，也呈现了不同形态。还是拿麻辣烫举例。比起南方，北方，尤其东北，方言更为趋同，人情往来也与南方宗祠区别颇大。但同属中国的人情社会，无论是杨国福还是张亮，在发展初期，都是亲戚开口「安排下」，就将品牌授权，从而实现了快速扩张。直到规模大到一定程度，才走上注册商标的正规化路线。而像河南鄢陵县，则是老乡带老乡的方式，学习打光技术，进而为整个影视行业服务。这种集体打工性质的「同乡同业」，与新化打印的开店模式，也略有区别。即使同为南方的沙县小吃，也与新化打印不同，相反与相距更遥远的青海化隆拉的面产业，更具相似性。两者背后都有当地*府的推波助澜，大家共同维护一个品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比如沙县小吃某些店面曾爆出过硼砂事件，给整个沙县小吃品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再或者晋江鞋都、丹阳眼镜这类产业集群，依靠地缘优势和*府扶持，发展出地区性产业链，甚至可以垄断全国，向各个市场输送产品。譬如你戴的眼镜大概率就产自丹阳，我有朋友就专门从上海坐高铁去丹阳配眼镜。在外面售卖七八百的眼镜，在丹阳本地可能元就搞定了。干脆挖挖第二个坑，有空聊一聊眼镜行业的暴利。但是这些「同乡同业」的发展路径，却是非常相似。为什么这些行业大多滥觞于小县城，共同起因基本就是「穷」，穷到本地人不得不走出去寻求新的机会。机缘巧合下，这些人当中又掌握了某项独特的技术，这个技术恰好有点门槛，又不会高到没法教授。于是他们将这些技术传授给老乡，再通过亲缘关系，逐渐吃透行业的上下游，直至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拉开了与竞争者们的差距。这些产业普遍在八九十年代赢来爆发期，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通过资本的积累、技术的革新，最终垄断大部分市场，形成今天的形态。我们不要以今日的目光去看待这种传统的做法。诚然，在野蛮生长的过程里，总是有些与市场经济相悖的行为出现。乡土抱团的竞争，也经常充满了暴力与欺骗。但归根结底，在那个还未发达的年代，第一步跨出去的人，不过是想有口饭吃罢了。他们没有学历，没有资金，只能依靠摸爬滚打，在时代的浪潮中，争取一个活下来的权利。在我看来，他们身上始终存在一代普通中国，勤劳、智慧与勇敢的一面。这片土地不仅仅需要坐在北上广深高楼大厦里窗明几净的白领，以一亿为小目标的企业家，也需要开打印店的新化人，做麻辣烫的宾县人，为剧组打光的鄢陵人，制造眼镜的丹阳人，乃至穿梭于城市间的外卖小哥们。当然「同乡同业」并不是没有阴暗面，这个现象也医院这样的产物。20世纪70年代，莆田东庄镇的赤脚医生陈德良因为一份皮肤病秘方，赚取了巨额利润。随后，他带领着一批亲属与同乡，开始外出行医。到了80年代，这群人又从「性病」中获取商机，用贴小广告的方法，为各种私人小诊所打响了知名度。90年代，因为公立医疗自负盈亏，他们又承包了男科、皮肤科、妇科、体检中心等科室，进行独立收费。在资本滚雪球的效应下，最终开始建造大医院，医院的规模，医院80%的市场份额。这大概算是「同乡同业」最著名的反面案例了。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同乡同业」在今日出现的概率可能会越来越低。不过我特别喜欢一个案例，就是知乎答主张抗抗所说，东莞长安镇的3D打印产业。本来这种全球高端产业，操作者最起码都是机械专业的大学生，但是在长安镇，3D打印的工程师却是来自于周边村子的初中毕业生。因为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他们也有着很强的学习能力。除了师父带徒弟的教授模式外，他们还能通过小破站这样的网站，自学3D建模。从而把一个高端产业，硬生生做成了普通工种。这就像年，那位洋溪镇的修理工，捡到「废旧」复印机一样。本来要修理好这些复印机，需要请原厂的日本专家过来才行，一次就要花掉三五百的巨款。但是在这名修理工的摸索下，一群新化人逐渐吃透了这套技术，成为新化打印页发展的契机。八十多年前，费孝通先生在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进行实地考察，写下了著名的《江村经济》。在今天，或许我们需要一本新的社会学著作来回顾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乡村经济新的发展。说不准哪一天3D打印更加普及，你会突然发现，原来他们都来自东莞长安镇也说不准。参考资料：谭同学-《亲缘、地缘与市场的互嵌——社会经济视角下的新化数码快印业研究》冯*旗-《新化复印产业的生命史》澎湃新闻-《*府力量如何推动集体产业建设：以沙县小吃为例》福建日报-《40年，晋江鞋业的崛起》吴重庆-《“同乡同业”：“社会经济”或“低端全国化”?》B站：IC实验室微博：IC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