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兴起于徽州的新安画派，曾在中国绘画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新安画派的兴起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徽商的兴起、重儒兴教的人文环境、秀美的自然山水以及政权的更迭是促成新安画派异军突起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新安画派；兴起；徽商
一、新安画派之由来
徽州古民居之一查《歙县志》可知，新安，古郡名，秦时置黟、歙二县属彰郡。汉时属丹阳郡。三国时分丹阳郡的黟、歙、始新、遂安、海宁、黎阳六县，归吴属的新都郡管辖。到晋初改新都郡为新安郡。或因新安江而得名。因新安江是徽州大地上的一条主河流，为钱塘江上游，其源头分为两大支流，南称率水，发源于休宁之六股尖，为江之正流；北支为横江，源于黟县，两江汇合于屯溪，至歙县浦口一段称渐江，后统称新安江。徽州古民居之二新安自古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黄海烟云峰峦，白岳岩壑清溪，青山如黛，水明如镜。炊烟牧童,平桥疏树，散落村庄，无处不是高人隐士遁迹隐居的大好山水，无一不是画中仙境。因而，新安绘画自古以来源远流长。徽州古民居之三徽州古民居之四唐有薛稷善画鹤，元有戴仲德以画马见长，明代休宁人丁瓒、丁云鹏父子及歙人李流芳等，可谓是新安画派的奠基者，而其后期的程嘉邃、李流芳等都曾是名重一方的绘画高手。他们崇尚倪瓒，枯笔皴擦，简而深厚，为“新安画派”风格之形成开辟了先河。但真正形成“新安画派”并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的，则是以明末清初“海阳四家”（渐江、查士标、孙逸、汪之瑞）的出现为标志的。明李流芳山水明李流芳仿米家山水明末清初，在山水秀丽、风景如画的徽州大地上，活跃着一支民间画家群。他们甘当明朝的遗民，善用枯淡的笔墨，貌写家山，借景抒情，表现出一种枯淡幽冷，士人逸品的格调。这些人画论上看重文人画家的人品气节，后人将这个画家群称之为“新安画派”。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当推清代书画理论家张庚（-），他在《浦山画论》中这样写道：“新安自渐师以云林法见长，人多趋之，不失之结，即失之疏，是亦一派也，新安画派之名，或即始此”。这是目前为止，可查到的对“新安画派”一词最早的提法。而新安画派是不是张庚所命名,则很难断定。从此之后,人们多沿用“新安画派”这一称谓,“新安画派”遂成定称。就当时的新安画派的新安区域而言应该是指歙州、徽州所辖区域[1]。但新安画派却不仅仅限于以上两地区,而应该是指整个安徽地区。因为当时画派中心既不在歙州,也不在徽州,而是在芜湖,芜湖恰恰是所有安徽地区的艺人聚集之地,它使得许多艺术爱好者即使是流浪也汇聚于芜湖，并且这些人中并不仅仅局限于徽籍人。明查士标仿黄公望富春揽胜图明查士标空山结屋图二、新安画派兴起的原因1、兴盛繁荣的徽商经济。在新安古徽州一带，有一副有名的楹联，叫“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可见营商在徽州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研究表明，徽商在中国历史上自东晋发其肇端，至唐宋得以发展，而在明清时得到繁盛，至清末渐至衰落，前后延续有千年之久。鼎盛时期，曾经雄踞中国余年。徽州古祠堂黄山胜景之一黄山胜景之二《歙县志》称滇、黔、闽、粤、秦、燕、晋、淮、豫、楚、汉无不是徽商活动的地方，徽商足迹“几遍天下”，竟至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在古徽州，方志还记载，“农十之三贾七焉”，“田少民稠，商贾十之九”。可见商者之众。他们大多经营盐业，纸业和制墨业。明谢肇淛在《五杂俎》中称“富室之称雄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金镪者有至百万，其二三十万中贾耳”。由于这些商人富甲一方，有相当一部分人便以文化事业炫赫一时，他们的亲属子弟受此熏陶，或成为诗人、画家，或以此竞登仕途，成为官宦。他们经商获得了高额利润，便取出部分用以收藏，买卖书画文物，既装点门面，也可高标风雅。这或许跟商人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低微，他们的心底潜藏着一股既自卑而又千方百计想出人头地的复杂心理有关。毕竟商人在社会上能出人头地的微乎其微。明·丁云鹏卢同烹茶图故而，他们对盛行于江南一隅的“野逸”画家的作品情有独钟，尤其是对家乡人画家乡，格外感到亲切，进而便有意收购和抬高作品身价，一方面炫耀了故乡人才辈出，学问深邃，技艺高超。另一方面，也标榜了自己，自抬了身价。日渐繁荣的商品经济,为绘画作品进入市场打下了基础。徽商爱好收藏古玩,“以风雅自诩者,辄购书画古物,眩耀乡里。”大多以家中有没有收藏艺术品而论雅俗。对于徽州商人和富豪的收藏雅兴,黄宾虹曾论道:“书籍碑版,金石书画之度藏,至明弘治、嘉靖年间搜罗宏富,家弦户诵,虽吴越之盛,无以逾之。”[2]明·丁云鹏三教图徽商作为商业方面的龙头老大,由于职业的特点,他们活动范围极广,全国各地无处不有徽商的足迹,每到一处,经商的同时,必然会注意到当地的文物古器,有中意者,不惜重金购回。如歙县丰南的吴绍浣,据《丰南志》载,“其嗜书画,精鉴赏,四方名迹多归之,这些希世珍品,汇集到徽州一带,收藏者常邀一些儒雅饱学之士,一起观赏,或请人鉴定,或请人题跋,同时也拿出来供人临摹、学习、借以研习前辈名家的技巧。新安诸画派的画家们置身于这样的绘画氛围中,如何能不受影响。”徽商的这种崇儒好雅使得这一时期的绘画发展有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再者,秀美的自然景观,天下画家常聚集此处,促使徽乡诸画派的形成与壮大。一时间新安诸大家的作品便成了众人竞相抢购的奇货。这对新安画派的成长无疑也是一种有效的赞助，同时也大大促进了画派的发展。清渐江黄山松石图徽州的许多画家、经学家、艺术家都和徽商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多文人雅士本身即出身于商人家庭。歙人汪道昆（明嘉靖万历年间文坛“后五子”之一，与当时文坛巨擘王世贞被称为“天下两司马”）、朴学皖派首领戴震即出身商贩之家。著名画家程孟阳、查士标、程松门、方士庶等，其家族也多是徽商。在这种“贾名而儒行者”的地方环境熏陶和影响下，一方面注重文化素养在广大徽商中已很普遍，蔚为风气，其鉴赏审美水平也因经常与书画家结伍而得到了很大提高。许多人能慷慨解囊，广置书院，兴办义学，资助乡里。另一方面,大量收藏古字画、古书籍,为当时的文人墨客临摹观赏名家真迹提供了方便,有的还为书画家提供食宿，资助他们游历山川，进行创作，以文会友,著书立说，这些对新安画派的发展无疑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2、重儒兴教的人文环境。新安的徽州自古文风鼎盛,人文荟萃,被誉为“文献之邦”、“东南邹鲁”。皖南一带的居民,大多是魏晋南北朝乃至南宋期间,由北方特别是中原一带,为避战乱而迁徙来的移民。这些移民大都是中原士大夫和名门望族。崇儒兴文,是他们祖上的传统。而徽州府更是历史文化悠久,人文积淀深厚。不光有水阳江畔的新、旧时器遗址,而且有“上江人文之盛首宣城”和“宣城自古诗人地”的美誉。清汪之瑞寒泉松影图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实力雄厚的徽商,遍布城乡的书院,孕育了以新安画派为代表的灿烂辉煌的徽州文化。早在唐宋时,文风日盛,英才辈出,文人荟萃。文学、艺术、新安医学、程朱理学、徽派雕刻、徽派建筑等等,在全国都享有盛誉,独标一帜。“十户人家不废诵读”,“以诗书训子弟”、“以才入仕,以文垂世”者众。据统计,徽属六县中,明代举人有人,清代有人。“父子尚书”、“十里四翰林”、“兄弟九进士”等传为佳话，百代流芳。这些状元举人中，有统揽权柄、执掌相国的重臣许国，有著书立说阐理发微者如朱升，有擅文章之誉者如汪道昆，有开拓皖派朴学者如戴震，还有程大昌、方回的诗学，赵汸、金榜的经学，程大位、郑复光的数学，江有诰、吴天满的文字音韵学等等。各类人才,层出不穷，在各个领域都颇有建树。清汪之瑞山水图之一清汪之瑞山水图之二而徽之文化举其大端，则以程朱理学肇兴于斯土，因而，在徽州，程朱被视为最得孔孟道德真传之人，而被顶礼膜拜。徽人以理学为学之根本，大兴书院、私塾，以诗书训子弟，规矩言行，讲学明道，砥励名节，为地方名儒和外来名流游学徽州提供讲坛，故而讲学之风很盛，城镇如，在山乡僻壤也莫不受此影响。黟县的西递、宏村，歙县的棠樾、潜口，休宁的商山、五城，绩溪的上庄、龙川，村学到处都有。以文入仕，以艺扬名者代不乏人。即便在今天，游历徽州“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便是读书”，“万代家风惟孝悌，百年世业在诗书”，“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这些颇富哲理的楹联、匾额，精雕细刻，悬之厅堂，随处可见，既反映了新安理学在徽州的普及与根深蒂固，也充分反映了徽州人很高的美学欣赏水平。徽州深厚的文化积淀，还孕育了一批批精绝的技艺人才。书家仅休歙见之于史者明有詹景凤、汪梦龙，清有程邃、查士标、巴慰祖，汪由敦、许应的楷书馆阁体也曾名擅一时。据文献记载，徽州区域明代可查的书画家有人，明至晚清计有人。即便今天，随便走进徽州某个县级博物馆，也不难见到宏富的书画收藏。而目之所及，在庙宇、在祠堂、在农民住房的门罩马头墙下，山水、花鸟、人物画，则是随处可见，琳琅斑瓓，目不暇接。金石篆刻在徽州也曾称雄一时。明清篆刻家有歙人汪关、休宁人朱简，有皖派的何震、歙派的程邃、黟山派的黄士陵等。今人方去疾编著的《明清篆刻流派印谱》一书,即收录有明中叶至晚清年各时期不同风格的篆刻家人,徽籍人士便有23人之多，可见徽籍篆刻技艺之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