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南朝宋·范蔚宗卷七十》之《郑孔荀列传第六十》中载：“诚信如卞和者，犹有磨难。《韩子》曾言：“昔有楚人和氏，于楚山深处得璞玉一块，欲献于武王。武王令玉人鉴之，玉人曰：‘此不过顽石尔。’武王疑和氏诳己，竟刖其左足。后文王即位，和氏再献玉璞。文王亦使玉人鉴之，结果依旧。文王怒，再刖其右足。及文王觉悟，和氏抱璞痛哭于楚山之下，其声哀恸，泣血三日三夜，终至玉人剖璞得宝玉。”又有《琴操》载：“荆王感其诚，封和氏为陵阳侯，然和氏辞而不受，飘然而去。”屈原于《怀沙》中叹曰：“怀瑾握瑜兮，穷不知所示。”窃以为，此陵阳之地，实则屈原心中之隐喻，象征其怀玉而自洁之志。想当年，楚文王于公元前年迁罗都至此，亦曾封和氏为陵阳侯。屈原游历至此，睹物思人，念及和氏之遭遇，自然感慨良多。他心怀美玉，却身处浊世，不知何处可示其洁。和氏陵阳侯之事，便成了他心中那份坚守与执着的象征。故屈原至此，想起和氏之故事，当觉心有戚戚焉，此情此景，自然不过。
《哀郢》中的“陵阳”之争，犹如一团迷雾，至今仍未有定论。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提及“陵”，又或作“凌”，将其解读为波神。而宋代的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则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认为“陵阳”与丹阳郡的陵阳仙人有关，子明曾居住于此。清代学者蒋骥首次将“陵阳”视作地名，并具体指向了今安徽省南部青阳县以南的陵阳镇。然而，这一观点却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因为陵阳镇并不符合诗中描述的“背夏浦、两东门、江介、平乐之州、南渡、江湘交接地”等六个关键要素。赵逵夫提出的江西省西部陵阳说、钱玉趾的湖北黄冈西陵说，以及周秉高的汉口夏浦说等，同样面临着证据不足或不充分的问题。这些观点都无法完美解释屈原在《哀郢》中描述的行程路径。
从屈原《哀郢》将“上洞庭”句看，无论是解说为将来时还是完成时，都不可能将陵阳牵扯到其它地方。
完成时中屈原从洞庭湖进入湖北、江西、安徽，都必经岳阳至武汉段的直江。而直江的西边，正是夏浦所在。仲春时节，东风、东北风盛行，屈原的行船自然会面临“面夏浦”“北渡”的逆风困境，需要“容与”以待风势转好。这样的行进过程与《哀郢》诗中的描述风马牛不相及。因此，马茂元先生坚决否认“陵阳”为地名之说，他认为旧有将“陵阳”解作地名的观点，误将其视为屈原此次行程的终点，实在是大谬不然。这是一个聪明的学者。
倘若非要将陵阳视作一个地名来解读，那么它无疑便是磊石山的化身。洞庭山《拾遗记》落在屈原沉江处，这就是磊石山。而洞庭自古以来便跟东陵、东町同地。屈原自那磊石山西侧的高丘“大坟”起步，一路向南，便踏入了东陵之南，即陵阳之境。大坟，实则亦是一处陵墓，其南便是陵阳，二者实为同一片土地。他站在磊石山的南麓，目之所及，是那“浩浩沅湘”的壮丽景象。九年来，他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愿望，那便是“南渡”以追寻那遥远的重华。而《涉江》一诗，便是他完成这“南渡”心愿的见证。他的出发地，便是那江湘交汇的神奇之地。这，便是他心中陵阳的真实写照，一个充满神秘与诗意的所在。至于陵阳究竟是人名、封号名还是地名，种种解读似乎都未能完全逃脱磊石山的地理范围。焉至？何所至也？淼淼之水，茫茫无际。焉如？又将何往？我如今，便如同那怀抱“美玉”的和氏陵阳侯一般，顺着波涛，来到了这洞庭之山。然而，我的南渡之路，又将通往何方呢？我的美玉又将奉献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