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任两个局长的年轻华东财委委员
年春，解放军兵临上海城下之际，中共中央最担忧的，不是能否战胜已被有效钳制的蒋介石嫡系汤恩伯部，而是对上海实行全面军管后，能否迅速恢复其经济活力，让这个远东最大的国际大都市，既保持自身的繁荣稳定，又能对中央政府的财政税收作出重要贡献。
这年5月间，当大批接管人员还在江苏丹阳集训时，中共中央华东局便根据毛泽东指示，连续召开上海财经接管专题会议。“丹阳会议”由陈毅﹑邓小平等领导先后主持，各路群英荟萃争鸣。华东局财政经济委员会所属“青州总队”——南下接管干部总队队长顾准，往往“一马当先”，朗声发表精辟务实的意见。
据顾准的老友﹑时任华东财委秘书长骆耕漠对笔者介绍，顾准曾在会上鲜明地提出，按照新民主主义方针，上海与华东大区的新政府，既必须对生产贸易等公私营机构，给予应有的“资金”支持，也必须将“资金”与“军费”严格区别，一切“资金”均应通过经营，以“总收入大于总支出”作为基本要求；同时立即改变财政与税收政策不合理不平衡不统一的状况，健全各级财政与税务专门机关，严格进行具有数字报表的专业管理；所有经济部门与企业单位，均应定期接受规范化制度化的会计审计，以求报表真实﹑运作合法，确保长治久安……
顾准这些引人瞩目﹑针砭痼疾的尖锐意见，在一些根据地干部中引起巨大争议，却深获华东财委副书记兼上海市军管会财委主任曾山，与未来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陈毅赞赏。经陈毅﹑曾山联合推荐，报请华东局第一书记兼华东财委书记邓小平亲自批准，“丹阳会议”尚未结束，华东局便任命顾准为华东财委委员﹑华东财政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军管会财委财政处处长；一待接管工作结束，即正式出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并兼中共上海市政府党组领导成员。
华东财政部在建制上严格地说，属于年8月开始组建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所属的华东大区政府财委。但因华东局财委与华东政府财委基本上是一个领导班子——邓小平于该年６月离沪去西南后，华东局财委与随即成立的华东政府财委，均由曾山担任主任主持工作，“丹阳会议”提前组建的华东政府财委各部，便先由华东局财委管理。
“丹阳会议”发布的任命名单中，既出任上海市两个局长要职，又兼任华东大区部领导的高级干部，唯顾准一人。那时，顾准年仅34岁。
无师自通的奇才
据顾准的老友﹑时任华东财委运输部部长徐雪寒对笔者介绍，邓﹑陈主持的“丹阳会议”，不仅汇聚了华东各根据地的财经精英，也特别邀请了潜伏于上海香港等地，长期从事党产经营与经济理论研究的专家，譬如许涤新﹑冀朝鼎﹑吴雪之﹑卢绪章等（徐雪寒本人便曾是上海滩著名“大老板”），实可谓人才济济，“‘人精’汇聚”。顾准能在这样的场合侃侃而谈，并被陈毅当众赞誉“有倚马可待之才”，除了才华出众﹑性格不拘之外，也与他早年在上海的丰富经历密不可分。
综合顾准晚年撰写的历史自述，及其胞弟陈敏之等亲属对笔者的讲述，可知顾准青少年时代在上海，曾有一系列奇特经历：
顾准，号顾哲云，笔名吴绛枫（绛枫），年７月１日出生在上海一个“中等阶级”的棉花商人家庭。他尚未成年，父亲便因经营不善，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破产，沦为城市贫民。
顾准在中华职业学校商科读到初二，便被迫辍学，去留美归国博士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计事务所当学徒。谁知，这位年方12岁的天才少年，仅在会计夜校补习了半年，便凭借每晚加班“赚外快”，为潘序伦刻写中英文教材蜡纸的“良机”，无师自通；并因“鲜嘎嘎”地向资深会计师指出矩阵计算捷径，进行辩论大获全胜，而被潘序伦发现，破格提拔为会计员与夜校助教。
年，顾准年方14岁，便署名参与编写《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并独立编写附冊《高级商业簿记习题详解》，两书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年，顾准15岁，担任立信会计函授学校负责人。
年，顾准16岁，已是立信会计事务所的台柱子，并创办学术刊物《会计季刊》，担任主编。
年，顾准17岁，编写中国第一部《银行会计》专业教材，并在立信会计夜校试讲。
年，18岁的顾准，担任立信会计学校部主任，主管所有立信会计学校。
年，19岁的顾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第一部《银行会计》专业教材（后经修订，成为全国高校通用教材），被会计界与银钱界誉为“中国银行会计学‘鼻祖’”。
岂料，这位名声鹊起的青年专家志不在此。《银行会计》问世仅仅半年，年2月，顾准便因信仰马克思主义，宣誓加入他已秘密接触近一年的中国共产党，并秘密出任中共领导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总会）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上海市分会主席（总会主席宋庆龄）。
他的新婚妻子﹑女会计员汪璧，不久也加入共产党，成为地下工作助手。
革命者与会计学家合一
然而，顾准毕竟非常热爱会计学，便利用上海租界的宽松条件，将革命家与会计学家的异色身份协调于一。
正如桑巴特（WernerSombart）所言：现代化将使人们认识，会计学的重要性，决不亚于血液循环学（其意为，会计学可以健全商品与市场经济的循环系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沿海城市，特别是上海，遭受外国与民族资本双重刺激，正处于市场化商品经济迅猛发展时期。不仅所有大中企业急需完善现代财务簿记制度，列表制图精确计算成本利润；国家行政机关与司法教育等系统，也都急需具备现代会计学知识，适应社会转型。
因此，以潘序伦为代表的欧美现代会计学派，在那些年里，受到中外企业家及现代化社会体制营建者们的普遍欢迎。而顾准就是这一学派的明星要角，也可谓栋梁之材。于是，他便在会计学界连年显现“好风凭借力，骏马正当时”的发达景象，以至在修订《银行会计》之余，连续为著名会计师陈文麟﹑著名律师会计师李文杰等，代撰《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两本书（顾准语）；并曾应宋子文亲信刘攻芸（后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特聘，担任中国银行的总账会计师。
八一三事变后，日军悍然侵占上海，只有苏州河以南的租界，成为受欧美保护的“孤岛”。而“孤岛”对人口与资金的吸纳效应，导致经济畸形繁荣，会计学愈加吃香。
顾准晚年曾回忆，年－年，他在上海法租界居住时，如同随时变形的“双身人”，先后秘密担任中共江苏地下省委的职员工作委员会书记﹑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领导血与火的地下抗日革命运动；同时，公开担任沪江﹑之江﹑圣约翰大学与上海法学院﹑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等名校的特聘会计学教授和讲师，并以立信系统著名会计师身份，参与中外企业界的会计实务。此时，顾准对现代会计学的著述已堪称炉火纯青，便利用讲学交流之机，确立选题，逐一撰写。“孤岛”期间，他陆续出版《中华银行会计制度》《中华政府会计制度》《会计名辞汇译》等蜚声海内的名著。据顾准晚年自述，三部著作均系独立撰写，亦均属各个领域中国第一部专著，但出于对潘序伦给予身份掩护感恩等因，后两部著作与潘序伦共同署名。
如果算上年上半年，顾准为潘序伦代笔全面改写《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改写《所得税原理与实务》（潘均曾鸣谢），他在短短三年里，便完成了五部会计学名著；并同时前往五所著名高校，用中英文讲授会计学的不同专业课。因此，顾准被“孤岛”中外人士誉为“当仁不让的潘序伦第二”，各方面享有很高的社会待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顾准在上海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却又活跃于现代会计学领域，著书讲学，领衔发起研讨，曾自始至终得到在沪中共组织及其领导人的支持。从武卫会的林里夫，到救国会的王翰﹑徐雪寒，再到江苏省委的刘晓﹑刘长胜﹑沙文汉﹑孙冶方，无一不与顾准同样认为，现代会计学在未来社会主义新中国，也能派上大用场。这是顾准当年能顺利实现双肩挑的重要条件。
“中国现代会计学奠基人”潘序伦，则一心指望顾准能接继其学术“衣钵”，并成为立信会计联合体的传火继薪人。他却不知道，顾准早已萌生参加新四军的念头，并多次向地下党组织提出要求。
据潘序伦记叙，年7月，即将离沪秘密前往抗日根据地的顾准，“突然提出辞职的申请。我当时好比受了雷轰电击，心中痛苦不知所云。”
然而，无论是潘序伦竭力挽留，还是之江大学的美国人校长明慕义一再恳劝，都不能改变青年志士顾准在抗日战争困难时期，以圣洁之心告别“象牙之塔”，奔赴抗日前线，为受难的祖国与民众直接奋战的决心。他是青年知识分子精英中，唯一这样选择的人。
那一年，顾准25岁，主动放弃在上海“孤岛”的优越显赫地位，奔赴艰苦危险的新四军苏南抗日根据地。
之后，顾准在抗日烽火中，曾任中共苏南澄锡虞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苏北盐阜公署与淮海公署财经处副处长等职；年淮海战役期间，在刚被解放军接管的济南，出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
19岁那年撰写了《银行会计》
年5月26日凌晨，顾准与华东财委﹑上海市军管会财委的接管“大员”们，在依稀可闻的两军交战声中，由解放军重兵护送，进驻上海南京路的豪华酒店——金门饭店，而不必像野战军一样睡在马路上。
家父高景平，时任华东财委与上海市军管会财委副秘书主任，据他及同职务的卜三对笔者介绍，接管干部进驻金门饭店，行装甫卸，曾山便在大餐厅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接管纪律，颁发接管证件。接着，两委的大会小会套着开，电话机电报机不停地呼叫联络，命令上海各财经部门的地下党潜伏干部，立即配合行动。
顾准主持的市军管会财政处，是任务最重的几个处之一，将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上海市财政局、地政局、会计处、审计处，以及财政部上海货物税局、直接税局、公债司驻沪办事处等要害机构。
为了使财政接管不出点滴差错，顾准希望30年代的部下﹑时任中共上海地下市委书记张承宗，推荐几个在科班学过经济的地下党员。这样，年轻的顾树祯就来到财政处。据顾树祯回忆，他听说首长姓名后，不禁好奇地问顾准：“我在暨南大学读书时学《银行会计》，作者就叫顾准，您怎么也是这个名字？”“《银行会计》的作者就是我啊。”顾树祯打量着年方34岁的顾准，不解地问：“您是哪年在上海出版这本专著的?”“15年前，年，那时我才19岁……”顾准笑答。
顾树祯接着又获知，许涤新﹑骆耕漠﹑徐雪寒﹑孙冶方等接管首长，都是30年代在上海出版过著作的经济学家；而曾山﹑宋裕和﹑方毅等华东财委领导，均为根据地主持多年财经工作的专家，心中极为高兴，便将“内部消息”四处传播。这样一来，两委“大员”的专业名声不胫而走，为接管工作颇增便利。
顾准忙忙碌碌指挥定当，突然想起该给每个接管人员发一把算盘，以便精确迅速地做账，便在会上提出此事。当年算盘的重要性，如同今天的计算机，各处处长均表赞成。但是，战争导致店铺普遍歇业，两委所需总量甚大，如何解决燃眉之急？
家父也曾在上海地下党工作，便向顾准建议，通过张承宗系统，全面动员老城隍庙一带的旧家具店，利用红木边角料，快速加工优质红木算盘，同时将两委所需各类办公用品等等，一并在老城隍庙特色商号发包订货；由于金圆券崩溃，人民币尚未发行，上海只通用银元和外币，财委可用一批上海市场最紧缺的大米“以物易物”，既省下银元和外币，也借机宣传我们将有充足的大米运沪，以稳定民心（家父稍前已用此法解决两委订餐问题）。曾山批准了这一方案，此事迅即落实。顾准30年代在中国银行担任总账会计师时，即曾练就“双手左右打飞归”的硬本领，此时便给自己定制了两把大算盘；其中一把使用到最后阶段，并由骆耕漠收藏。
金门饭店干部会议，把各项接管准备“功课”都做得深入细致，政策之内有法规，方案之外有备案，实可谓无懈可击。
5月27日－28日，财委各处的接管工作，在地下党各级组织全面配合下，进行得异常顺利。
当众上演一幕“好戏”
顾准对市财政局的接管，堪称全市接管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
《解放日报》年6月刊登的任命名单
当顾准带队进入市财政局局长室，端坐在办公桌前，传唤早已静候在一旁的国民党政府上海市财政局局长汪维恒时，不料，汪维恒突然提出，要与顾准单独谈一会儿。顾准沉吟片刻，答应了他的请求。汪维恒避开众人后，悄悄告诉顾准，他其实是潘汉年系统的中共潜伏干部。这确实使顾准吃惊不小。汪维恒便向顾准详述了自己的情况。
汪维恒年加入中共，曾与同乡汪寿华（年四一二政变时牺牲的上海市总工会主席）一起，在浙江从事地下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奉中共组织之命，潜入国民党军队，逐步升至胡宗南第34集团军的军需部部长等要职。然而，中共中央社会部却由于种种缘故，直至年夏，抗战爆发后，才由李克农派遣沙文威（蒋介石幕僚沙孟海之弟）与他取得联系。其后，汪维恒曾在重庆直接向周恩来提供情报。年内战期间，他经陈诚举荐前往台湾，担任专为国民党退守台岛做准备的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年4月，他奉中共中央社会部之命，“请假回沪探亲休养”，其实是转入潘汉年系统，专做同乡老友﹑国民党上海市代市长陈良的策反工作；不料，却被陈良任命为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上海银行董事长。他只好将错就错，秘密地为共产党接管做准备，并期待与潘汉年见面，递交台湾军事情报等；谁知，却一直找不到潘汉年。
顾准听到这里，不禁笑了起来。潘汉年正是在丹阳开会甚久，5月26日才与顾准等人一同返回上海。
于是，顾准与汪维恒约定，当众上演一幕国共政府代表交接财权的好戏。而后，顾准派出军队干部，将汪维恒稳妥地送至潘汉年处。台湾国民党方面，却不知从何处获知汪维恒将军“在沪失踪”，误以为他已经“捐躯成仁”，专门为他隆重举行追悼会，并由中央通讯社播发消息。其实，中共中央社会部不久便根据汪维恒要求，将其身份解密，并转至地方工作。
汪维恒遂应顾准热情邀请，在上海市税务局所属直接税局，担任一段时间副局长。顾﹑汪共同签署的税务布告，曾公开刊载于年6月21日《解放日报》。
年8月，经上海市政府党组提议，陈毅市长任命汪维恒为市地政局局长。
新上海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
国民党宣传机关曾经扬言：共产党政治10分，军事7分，经济0分；即使占领大上海，半年之后必将因为经济溃烂而败退。
上海被军事接管时，金圆券崩溃，工商业倒闭，物价飞涨，市场瘫痪，早已成为全国性经济危机的“龙头”。世界政要都在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