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变成县级市，又或者变成某市的某区，这是不少县城的发展历史缩影。
近十年来，一个个县正在逐渐消失……据民政部数据，年底，我国共有个县，个市辖区；年底，缩减至个县，市辖区数量增至个。十年间，全国共撤销了个县，同期增加了个市辖区。
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
近些年，撤县建市设区被视为实现城镇化的高效路径，强省会及省域副中心建设热潮让其“炙手可热”，不少沿海城市、省会城市动力拉满，争先恐后地扩容，以此来扩大城市行政区划范围，壮大城市人口和经济规模，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影响力。
由于我国行政区划复杂多样，撤县建市设区后，也会导致一些“奇葩”情况出现。例如，一些远离城区的县，被吸纳收编后，造成中心难以辐射、畸形的城市空间结构。万州是直辖市重庆的市辖区之一，但却位于重庆东北部，距离重庆主城九区远达公里，坐动车要一个半小时才能到达，诸如此类让人瞠目结舌的案例比比皆是。
如今，又一个新的转折点到来，撤县建市设区，从轰轰烈烈遍地开花，迎来了“急刹车”时期……
撤县建市设区的发展
所谓撤县建市，是将县改设为县级市，虽然行政级别不变，但县级市属于“城市”序列；撤县设区，是将县改设为市辖区，属于市级“权力”范围的扩张。两者都是城市扩容的重要途径。
撤县建市设区并非新鲜事，历史上“撤县建市设区”的发展浪潮跌宕。
第一次撤县建市设区热潮发生在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撤县建市”如火如荼地推动，据统计，截至年底，全国共有约个县级市。当时的昆山、江阴、义乌等一大批经济实力较强的县先后成功晋级为县级市。
年，义乌撤县建市
升级为“市”后，有的县却“徒有其表”，农村人口依旧庞大，甚至出现城郊比例失衡、假性城市化等问题。因此，年，国务院便叫停了撤县建市设区。
第二次热潮重启于年。年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年)》，提出要完善设市标准，具备行政区划调整条件的县可有序改市；制定城市市辖区设置标准，优化市辖区规模和结构。
从年开始，撤县设区呈井喷式发展，年前后，随着国家进一步推动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削弱了地级市的财权，为了增加地区财政收入，一些城市更加有撤县设区的冲动。据统计，-年全国共有个县（市）被调整为市辖区，其中、、年分别有20、26、30个。
在此次热潮中冲在前头的，要数国内的一线城市、省会城市。年广州撤增城、从化改区，年北京撤密云、延庆设区，年上海撤崇明改区。杭州在年将百强县富阳纳入市区，年将县级市临安设为第十个区；成都在、和年分别将双流县、郫县和新津县设为区；西安在、年分别撤高陵县、户县设区……
年，深圳率先成为“无县”大都市
这一波浪潮中，北上广深、厦门、南京、武汉、佛山等一、二线城市进入“无县时代”，成都、西安等省会城市的“强省会”战略加快部署，其他有实力和潜力的三四线城市也放开手脚，通过扩容做大做强。
但是，从年开始，政策开始逐渐收紧。从年开始，撤县设区的数量从前几年的年均20个以上直接降到个位数。
撤县设区的火热建设，逐渐暴露出“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所带来的相关“城市病”问题。一些城市通过撤县设区追求土地和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城镇化，不但没有带动城乡一体化、人口城镇化和村民市民化，反而带来不少治理难题，如引发市域行政区划混乱、城市空间结构畸形、公共服务和施政效益低下等。
今年，发改委发布的《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比去年的文件多了一条“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对撤县（市）设区的表述变为“慎重从严”。年全国两会期间，“严控撤县建市设区”也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这意味着撤县设区进入“慎”和“严”的冷静期。
为何要“慎重从严”？
撤县设区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那如今为何步步为营？
在理想化合理化的情况下，撤县设区应该是一件让人拍手称快的事情，但盲目无序地扩张，势必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
第一，撤县设区会带来区域发展不平衡与城乡发展差异加大的问题。
大城市在撤县设区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虹吸”效应，即吸取了原有县的财政、土地、教育、医疗、人口等要素，使得各类资源流向中心城区，这无疑会限制县域发展，甚至导致发展后退的窘境。
江苏泰州下辖的一个经济较强的县级市姜堰，年并入泰州城区前，全年GDP.08亿元，同属泰州下辖的兴化市为.47亿元，南通的海安县为.52亿元。彼时三个县城相差不过数十亿。
年，已成为市辖区的姜堰，GDP为.51亿元，而兴化市首次破千亿，达到.94亿元，升级为县级市的海安生产总值更达到.09亿元。姜堰与曾经旗鼓相当的对手，在经济总量差距上已拉开到数百亿元。
数据来源：泰州市统计局
如果有悖于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高质量发展以及共同富裕的理念，自然需要慎重从严。
第二，撤县设区容易引发行政区划混乱、治理难度加大、抗风险能力下降的问题。
我国行政区划复杂多样，撤县设区带来的城区面积和城区人口规模的扩大，必然会增加治理难度，对城市的基础服务和公共服务能力要求更高。另外，发展不足的，还会出现“假性城市化”问题，譬如有的区农村、山区比例仍然很高，有的街道下还有大量建制村；产业结构仍然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与城市化高度相关的第三产业并未培育起来等。
当前复杂多变的新冠疫情，也暴露出一些城市的抗风险能力不强的问题，许多城市原有的治理能力与水平尚嫌不足，在疫情压力之下更加被动，稍有不慎，产生的损失不可估量。因此，就目前不少城市的管理能力而言，还是不能轻易撤县设区、盲目扩张。
严控撤县设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目前，县城建设迎来快速发展期，县域需要属于自身的更为广阔的成长空间。
今年5月，《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正式对外发布。《意见》指出，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
从城乡融合发展看，县城位于“城尾乡头”，是连接城市、服务乡村的天然载体。
年底，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9.1亿人。其中，个县的县城常住人口为1.6亿人左右，个县级市的城区常住人口为0.9亿人左右，县城及县级市城区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县及县级市数量占县级行政区划数量的约65%。按照城镇化率超过70%的发展目标，未来还将有3亿-4亿人适应城市型的生活模式，在此背景下，县城就是重要的支撑点。
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实则是通过补齐县城短板，为吸引和承载更多农业转移人口以及返乡创业人士创造条件，让人们在县城就能过上高品质生活，激活内需潜力。
严控之下，如何发展？
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2%，这意味着，我国城镇化已进入较快发展的中后期，也是全面转型、高质发展的关键期。
在“十四五”规划中，依旧有不少城市把撤县设区的扩容梦写入其中。
各城市相关扩容政策
然而政策大幕落下之后，各级城市应该如何发展？
撤县设区不是不能做，而是要严控，需要根据城市实际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已经完成了行政区划调整，但还有一些地级市可能没有赶上这一轮热潮，特别是一些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还有很多县，城镇化率不高，需要继续完成升级以发挥对全省的引领带动作用，因此一些城市采取撤县设区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
对于以省会城市为主的中心城市，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稳步推进城市群、都市圈建设，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为其指明了道路。
一方面，中心城市要“瘦身健体”，有序疏解非核心功能，引导过度集中的资源要素逐步有序转移，合理降低中心城区开发强度和人口密度。
另一方面，还要与周边中小城市、郊区新城、卫星城等联动发展，打造现代化都市圈，实现产业、人口的优化合理布局。近年来，我国都市圈发展不断深入推进：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年，国家发改委先后批复南京、福州和成都都市圈发展规划；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已批复《长株潭都市圈发展规划》和《西安都市圈发展规划》。
国家层面已正式批复的五个都市圈
对于一些非省会城市的地级市，则可以通过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来获得突破式的发展。
设立副中心城市，能够弥补省会城市以及主中心城市辐射不到的地方。一来可承担转移出来的部分非省会城市功能，二来可服务于其它非副中心城市的地市、县市。例如广东的湛江和汕头、河南洛阳、江西赣州、山西长治、湖北襄阳等先后被确立为省域副中心城市；湖南在“十四五”规划中，将岳阳和衡阳列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安徽则提出建设芜湖为省域副中心城市。
对于有发展潜力的县城，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功能定位等，合理确定不同类型的发展路径，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年《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了“大城市周边县城、专业功能县城、农产品主产区县城、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人口流失县城”等五类发展方向。
大城市周边县城，主要是支持位于城市群和都市圈范围内的县城融入邻近大城市建设，发展成为与邻近大城市通勤便捷、功能互补、产业配套的卫星县城。这类县城较为普遍，像成都、重庆、郑州所辖县市基本属于这类。
专业功能县城，是指具有资源、交通等优势的县城发挥专业特长，发展成为先进制造、商贸流通、文化旅游等专业功能县城，支持边境县城完善基础设施。这类县城也较为常见，例如，全国40%的运动鞋产自福建晋江，70%的淡水珍珠产自浙江诸暨，75%的眼镜镜片产自江苏丹阳，国内不少县域已经形成“一镇一品”“一村一品”的产业集群。
福建晋江安踏总部
农产品主产区县城，则能够有效服务“三农”、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支撑。例如江苏盱眙、湖北潜江的小龙虾驰名中外；陕西洛川苹果名声响亮；兰州榆中县，建成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
生态功能区县城主要承接生态地区超载人口转移，发展适宜产业和清洁能源。人口流失县城则是可能消失、需要转型发展的一类。
总的来说，国家今年出台的有关撤县设区、县城建设的政策是相辅相成的，也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具体方向。严控撤县设区，不仅意味着数量上的控制，更着重于质量上的控制，在保持大城市高质量生长的同时，重视县城的潜力与发展。
古人云“郡县治，天下安”，今天仍然如此。站在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分岔口，慎重从严撤县设区，实则为了更好地发展县域。
县域经济甚至更下沉的经济体系，是整体经济向上向好发展的重要基石。大城小县协调发展，方为长久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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