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
端午节前夕
《新华每日电讯》整版刊发
屈原行吟地图
（年6月11日14版）
全文如下
说人解史
屈原行吟地图
皮曙初
屈原的一生，是从他怀沙自沉的时候开始的。
梁启超说：“研究屈原，应该拿他的自杀做出发点。”“我们这位文学老祖宗留下二十多篇名著，给我们民族偌大一份遗产，他的责任算完全尽了。末后加上这汨罗一跳，把他的作品添出几倍权威，成就万劫不磨的生命，永远和我们相摩相荡。”
屈原汨罗江上的纵身一跃，从此“一跃冲向万里涛”，一个“被发行吟泽畔”的形象便永久保留在每个人的脑海里。只要有华人在的地方，都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屈原惟自杀故，越发不死！”
湖北秭归向台湾彰化赠送的屈原雕像（资料照片）
江山之助
有生必有死，有死固有生。屈原的死生，是历史的谜团，却又是世代的追崇。
屈原的生死身世，先秦史籍记载甚少。西汉贾谊、刘安、东方朔、司马迁等写赋作传，吊屈子、纂楚辞，是在屈原沉江百余年后。司马迁著《史记》，给屈原和贾谊一起作了一篇“列传”，但其中对屈原生平的记述也很简单，屈原生卒何时，生于何地，没有明确的记载，只给出一个“楚之同姓”的线索。历来的研究者，从极为有限的线索中，逐渐挖掘屈原文化性格生成的土壤。
屈原是哪里人？今天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是湖北秭归乐平里。每年端午节前后，秭归都要举行大规模的端午文化活动，赛龙舟，包粽子，十分热闹。曾任屈原学会常务理事的秭归县屈原纪念馆研究员谭家斌介绍，这是源远流长的习俗，历经了千余年的传承、演变、沉淀。
年5月，著名诗人陆游奉诏出蜀，返回临安，途经归州（即今秭归），恰逢端午，龙舟竞渡，陆游观之，感慨屈乡端午气氛浓烈，遂咏《归州重五》之诗：“斗舸红旗满急湍，船窗睡起亦闲看；屈平乡国逢重五，不比常年角黍盘。”
年5月，秭归“屈原故里端午习俗”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年9月，湖北秭归县、湖北黄石市、湖南汨罗市、江苏苏州市“三省四地”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的“端午节”，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作为端午文化的源头之一，秭归“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得到世所公认。
谭家斌介绍，屈原故国在秭归，是有历史记载的。郦道元《水经注》引东晋袁崧《宜都山川记》说：“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俱存。”又说：“（秭归）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
“田宅俱存”想必袁崧是看到过的，可惜后人连他的这篇文章也没有找到，更别说屈原故宅了。但自此以后，秭归就留存了大量屈原古迹遗址，比如归州屈原祠，史料记载早在唐代就已兴建。秭归乐平里是长江三峡大山中一个小坪坝，这里有明代就已修建的屈原庙，还有很多关于屈原的传说，比如屈原读书的读书洞、洗漱的照面井等。年，著名楚辞学专家汤炳正来到这里，听到当地的老百姓口耳相传的这些故事，也认为“虽然不见得句句都是真实的，但是里边则是有历史的影子的”。
汤炳正认为，大概屈原的父亲曾在楚国都城郢都做事，但家是住在秭归的，屈原虽出生于郢都，却在秭归长大，所以东方朔说“平（屈原名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
对于屈原的故乡，历来也多有争议。屈氏家族是楚王族属屈、景、昭三大显赫支脉之一，屈原是楚王同姓、楚国的贵族，没有理由住在如此偏僻的大山深处。一些学者还考证屈原的先祖屈瑕受封的采邑在今江陵、沙市一带，因此屈原应为江陵人。
秭归也好，江陵也罢，都是楚国的版图，都可能成为楚国公族的住地，更重要的是都在长江之滨。这对屈原文学性格的养成，至为重要。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大江宏阔雄浑的气魄和变化万端的气象滋养，屈原还能否有那些奇特的想象和瑰丽的文辞。所以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谭家斌则认为，因屈原诞生于长江巫峡与西陵峡交界一带的湖北秭归，长江三峡地区部分动物、地域名称、方言俚语、民间风俗及传说故事，可以在屈原作品中得到检索和对照，屈赋的部分素材可能源于三峡区域。
屈原能够成为历来公认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不仅因为他所成长的地理环境，更因为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屈原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恰逢楚国“宣威盛世”。经过楚宣王、楚威王两代的励精图治，楚国已经占有几乎整个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成为雄踞南方的强大诸侯。从西周初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子爵封国，发展至春秋之一霸、战国之一雄，楚国历经八百年，在长江流域创造了不亚于中原地区的文化成就。楚国对于屈原来说，不仅是政治上的认同，更是文化上的归属。
屈原的家族和楚国本是一体。根据文献记载，屈氏先祖屈瑕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瑕受封采邑于屈地，故名屈瑕。武王之时，屈瑕领兵伐罗，因为轻敌而大败，屈瑕自觉愧于楚国和武王，自缢于山谷以谢罪。
在楚国历史上，这样的事情还有不少：城濮战败，令尹子玉自缢谢国；鄢陵之败，司马子反醉酒误事，自杀谢罪；康王时，令尹子囊败于吴师，伏剑自杀；平王时，吴国扰楚，令尹子瑕抱病携司马蒍越出征，子瑕死在军中，楚军损兵折将，失地丢人，司马蒍越引咎自杀……先辈们的英雄情怀，或许就是造就屈原对楚国认同感和使命感的文化基因所在。
然而，至楚怀王时期，楚国贵族统治集团自恃地大人众、国力雄厚，耽于享乐，日趋腐化。屈原亲历盛衰逆转的大变动，自认为理想的政治抱负没有付诸现实，他怎能不忧愤，不怨怼。
屈原是楚国文化的传承人、集大成者，他用浪漫主义的诗文诠释了对楚国社会和文化的认同，同时也对这个存续了八百的文化“归属”行将就木深感孤愤和痛心。于是，他用自己的生命将“家国情怀”写进了人的辞典。
泽畔行吟
《史记》记载，屈原在楚怀王时期任左徒之职，因“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深得怀王信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在内政和外交上都有很大的发言权，对内怀着“竭忠诚以事君”的满腔热忱，力图“国富强而法立兮”，助怀王实现政治改革的目标，对外则数度出使齐国，促成楚国联齐抗秦的合纵外交政策。
“六国合纵”是战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可惜被秦国和张仪以各种不光彩的手段破坏。屈原也受谗臣构陷，遭到楚怀王疏远，自此逐渐从楚国的政治中心跌落，却完成了他“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被发行吟泽畔”的千古形象。
■郢都九歌
屈原少年得志。学者根据《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推算屈原的出生年月，大致在公元前年左右。公元前年，楚怀王任六国合纵长，屈原任左徒之职，管理内政外交大事，时年不过二十多岁，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
这一年，合纵大典盛大开幕，六国君王和使臣齐聚楚国郢都。郢都在今湖北荆州纪南城，考古发现，战国时期，楚国的冶金、织帛、髹漆、筑城等技艺都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峰。楚都之繁华，楚国丝绸、漆器之精美，无不令六国宾朋叹为观止。一场盛大的乐舞表演更是将他们深深吸引，这便是屈原精心编排的组歌《九歌》。
《九歌》的创作来源众说不一，一般认为是楚地流传已久的祭祀乐歌，屈原对之进行再创作，使之成为“楚国国家礼典的乐章”。屈原以典雅的文辞和缥缈的情致，描绘了楚人心目中最为敬重的九位天神。末了，还特地加上《国殇》一篇，讴歌为国捐躯的历代将士，将楚国将士“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的英雄气概和豪迈精神酣畅淋漓表达出来。郭沫若认为《九歌》“当作于他早年得志时分”。
■汉北天问
齐楚结盟是秦国的大患。秦王让张仪出使楚国，贿赂楚国重臣上官大夫、靳尚等人，以及怀王的宠妃郑袖、爱子子兰，“共谮屈原”。楚怀王听信谗言，合纵流产，屈原被绌。许多学者认为，屈原一生有两次被逐出郢都，这是第一次，放逐的地点文献中没有记载，但根据《抽丝》诗中“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之句，推断其可能被逐于“汉北”之地。
汉北大约是汉水上游今湖北襄阳至河南淅川一带，是楚国故都丹阳之所在，楚先祖开国发祥之地，有先王之宗庙陵寝，屈原被“疏”、被“绌”入丹阳也是合理的推想，迁任“三闾大夫”、掌管宗族之事也可能是这时候的事。不论是“疏”是“绌”，远离都城对于少年得志的屈原，都是沉重的人生打击。
司马迁说屈原疾王听之不聪、谗谄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天问》大概也是这个时候的作品，这个向天问难，一口气对自然现象、古史传说、神话故事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的奇特篇章，不正合了一个失志少年的愤懑心境。
■江南九章
楚怀王屡遭秦王和张仪的诓骗，最后竟被诱至咸阳囚禁至死，楚顷襄王继位，子兰为令尹，屈原更遭嫉恨，再被放逐，开始了漫长的流放生活。屈原这一次的流放，行踪悠远，且行且吟，一改以往浪漫华丽的诗风，而以朴实的语言，回溯往日的宏愿，抒写内心的不甘，忠实记录不能返国还都的痛苦心情。后人将这组“随事感触，辄形于声”的行吟诗，辑为《九章》，合为一卷。
屈原的这次流放，足迹遍及沅、湘流域诸地，过去一般以为是在蛮荒僻野间漫无目的的流浪，但汤炳正根据楚地出土的《鄂君启节》，提出了新的看法。《鄂君启节》正是楚怀王时期的珍贵文物，详细记载了当时官商通行的水陆交通线路，是楚国的“国道”。汤炳正根据《九章》中提供的线索与《鄂君启节》中的线路对比，认为屈原走的就是楚国的官商大道。
汤炳正还认为，屈原的汉北之行也是在这一次流放行程之中，而不是在怀王之时。他先往东，到了江西的泸江、陵阳一带，那里是楚国的大后方，但是屈原并不甘心于苟活，于是折返，先到了西北的汉北，又去了西南的溆浦，这是与秦国接壤的两个地方。汉北有楚国的故都，屈原回不了郢都，所以像“狐死首丘”那样，回到故都去。
接着他又南下到湘西的溆浦。今天，溆浦也广泛流传着屈原流放至此的故事，溆浦的龙舟竞渡也很发达，场面壮观，竞渡前还要到溆水南岸屈原庙中祭祀。汤炳正认为，屈原到汉北和溆浦，并非流于“江南之野”，而是为了考察秦楚边境的形势，是“爱国心情之所驱使”。
■湘水怀沙
公元前年，秦军攻破楚国都城郢都。屈原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忧伤，作《怀沙》于汨罗江自沉。汨罗江畔是罗子国故地，考古发现这里战国时期的文物丰富，并有数十座高等级墓葬，显示其时乃为楚国的重镇，并非荒凉之地。屈原从溆浦东行至此，看来也是有意为之。他一路考察楚国的国内情势和边疆形势，可见并未放弃诗文中时时透露出来的政治理想。
直至郢都既破，楚王仓皇逃往陈，屈原看到曾经令他自豪和眷恋的楚国大厦将倾，他终于明白“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所有的希望都已破灭，所有的政治理想都已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于是在端阳之日，屈原投江而死。汤炳正说：“从当时的战局来讲，无疑是殉国；但从作品内容来看，毋宁说是殉道、殉志。”
屈原行吟所及之地，并非仅仅是一条流放的线路，而是这位伟大爱国主义诗人精神世界的活动轨迹，他的流放过程，也是一次现实理想幻灭和精神理想澡雪的过程。
千古之志
屈原既死，他的精神便活了起来！
在武汉东湖行吟阁前，儿童依照古礼仪式，祭祀屈原（资料照片）。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历来人们以各种方式凭吊屈原、纪念屈原。早在梁朝宗懔编撰的《荆楚岁时记》中就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
闻一多说，“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和崇敬的对象，是他的‘行义’，不是他的‘文采’。”屈原成了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一个符号。
然而，历来也有“标新立异”者提出不同意见，比如班固说他“露才扬己”“忿怼不容”，杨雄说他“过于浮，蹈云天”，近代还有学者认为屈原是“文学弄臣”，《离骚》中“充满了富有脂粉气息的美男子的失恋泪痕”。
闻一多对此进行了批驳。他认为即便屈原是个“文学弄臣”，也“并不妨碍他是个政治家”，他不仅仅“天质忠良”“心地纯正”，“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毋宁是孤高与激烈”。
在闻一多的眼里，“奴隶不但重新站起来做了‘人’，而且做了人的导师”，屈原是“无情的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严正地宣判了他们的罪状”，“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
在《史记》里，屈原是有宏大政治抱负和明确治国纲领的政治家。在他的辞赋作品中，也鲜明地透露出他的政治抱负和改革主张。
在《离骚》中，他以商汤、夏禹、武丁、周文、齐桓的治世为理想，并以伊尹、皋陶、傅说、姜尚、宁戚的作为自比，又以夏启、后羿、夏桀“自纵”“逢殃”的史实作为反证，提出自己的政治理想。
他将君王比作“灵修”，而将自己比作“蛾眉”。他心目中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像商汤之与伊尹，夏禹之与皋陶，又如殷高宗与傅说，周文王与姜尚，齐桓公与宁戚，是灵君与美人“两美相合”的关系。
屈原的政治路线是内举贤能、彰明法度，外合诸侯、联齐孤秦。可惜君王不听从他的政治主张，灵修“不修”，反而听信谗言，令屈原深感“嘘郗”“郁邑”，哀“时之不当”。唏嘘哀叹之际，他又进行了一次“行吟之旅”，只不过这是在畅想之中一次十分壮美华丽的穿越时空的“行吟”。
在幽深莫测的内心争斗中，诗人的灵魂忽而升天漫游，忽而驰骋远古，在天上、地下“穿越”“求索”。既然现实中的君王不能助我实现政治抱负，那我只好神驰遐游，总能找到理想的归宿之所吧？
屈原以十分悲怆的笔触，却又十分狂放的热情和十分奇瑰的想象，书写了自己“香草”“美人”般的政治理想，以及理想不能实现的痛苦、忧愤、矛盾、彷徨等复杂心绪。
屈原自比“美人”和“香草”，显然不是“富有脂粉气息的美男子的失恋泪痕”，他要表达一种“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的政治理想。然而，理想未能实现，连昔日的“芳草”，如今也变成“萧艾”，纷纷随波逐流，佞幸谄谀、专横跋扈之徒甚嚣尘上，“群贤”莫好修，美人独迟暮。
诗人最大的痛苦即在于此，“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至此，屈原岂止是“露才扬己”“忿怼不容”，他不能实现“皇天无私阿”“民德焉错辅”的政治抱负，失望至极，只能“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无怪乎闻一多先生说：“屈原虽没写人民的生活，诉人民的痛苦，然而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政治理想一步步破灭的同时，他在精神上则一步步往“清”的高格上逼近，直至“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梁启超用“极高寒的理想”和“极热烈的感情”来概括屈原的人格，他认为屈原《九歌》中《山鬼》一篇，就是屈原用象征笔法描写自己人格。“若有美术家要画屈原，把这篇所写那山鬼的精神抽显出来，便成绝作。”
事实上，历代有不少艺术家绘制了屈原的肖像，今天在全国各地，还有很多屈原雕像，或低头沉吟，或昂首问天，让屈原的精神形象化起来。在武汉东湖，有一座行吟阁，为纪念屈原曾行吟至此而建，阁前的屈原像，3米高的基座和3.6米高的全身雕塑，巍然而立，颇显凝重。
屈原流放的途中，“过夏首而西浮”。夏首为汉江汇入长江之处，据此，研究者认为屈原到过武汉。东湖为此还建有屈原纪念馆，每年端午这里也会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东湖龙舟赛十分激烈壮观，成为武汉市民缅怀屈原弘扬传统文化的载体。
时至今日，屈原以其清高孤绝的秉性，正道直行的品格，浪漫华彩的想象，爱国忧思的情怀，影响了贾谊、司马迁，影响了陶渊明、李白，影响了苏轼、辛弃疾，也影响了梁启超、闻一多……实际上是影响了世世代代人，影响了文学，影响了文化，也继续影响着当代。
《离骚》与《诗经》并称，成为文学源头上双子星座。屈原以其惊采绝艳的文风，开创了后世的浪漫主义文学。梁启超说:“吾以为凡为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端午之时，我们纪念屈原，当纪念他的精神、他的文学和他的千古之志。
来源丨宜昌发布综合
编辑丨晓浪编审丨翟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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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宜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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