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许怀林教授授权《夏竦研究》自媒体发布
夏竦（－），字子乔，江西德安县人，活跃在北宋政坛四十余年，官至宰执，在朝政建设、西北边防、州县治理、文化学术诸方面皆有贡献，社会影响深远，卒后获谥“文庄”，留下丰厚的精神遗产，不愧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先贤。
历史先贤生活在各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无不打上时代烙印。他们是人，不是十全十美的神仙。世无完人，要看大节。夏竦毕生经历复杂，政绩很多，而在官僚上层的交往中，却遭受非议，被当作“奸邪”弹劾，有值得歌颂与引以为戒的两面。约千年之后的我们，在咀嚼文化遗产，认知夏竦其人之时，亟需深入发掘原始资料，鉴别真伪，实事求是对待其生活言行，把握历史文化遗产，传扬优良思想作风。
为求认知夏竦，须探寻他本人的言论和同时代人的记录，而记录北宋历史、资料价值高的，以南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居最。李焘广泛搜集了实录、国史、会要、野史、家乘、墓志铭、行状等有关资料，并分注考异，既保存了大量史料，又可考订《宋史》、《辽史》及其它文集笔记传写之误。基于这点认识，本文评议的夏竦生平事迹，凭藉的史料以夏竦《文庄集》、北宋王珪《夏文庄公竦神道碑》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为主要，其它文籍资料酌情采录使用。
一、夏竦生平经历简况
夏竦是北宋仁宗时期的显要大臣，生平事迹集中反映在他的《神道碑》①里面。这篇《神道碑》是夏竦死后，翰林学士王珪遵神宗之命“论次公之世系与行事”②，具有时近则真的优势，同时又是写作于事主死后十余年，时过境迁，对有关“奸邪”的议论可能会比较冷静地看待。王珪奉命而作，自然是要展示以皇帝为核心的朝廷旨意。比较其他私人笔记，《神道碑》应该是资料价值更高的。
《神道碑》写道：太宗时期，夏竦父夏承皓在抵抗辽朝骑兵侵扰时“力战以没”，朝廷给予褒奖，以夏竦为润州丹阳县主簿。真宗景徳四年（），参加制举，考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擢升光禄寺丞，通判台州。大中祥符七年（），赵祯（继位后的仁宗）封庆国公，宰相王旦推荐夏竦给“传道经义”。八年，设置资善堂，供皇太子、皇子就学读书，命夏竦“劝学资善堂”，成了太子等人的老师，与帝王结下师徒情谊。此后仕途畅通，先后在朝任知制诰、给事中、翰林学士、谏议大夫、三司使、礼部尚书、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在地方任陜西四路经畧、安抚、招讨等使，又曾任邓州、襄州、寿州、安州、洪州、青州等知州；临终时为武寕军节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长史。遇“夏秋雨不已，河水大溢，公亲行隄上，已而得疾”，病卒于抗御水灾任所。在六十七个生涯岁月中，进入社会生活领域以后，一直活跃在政坛上，官职虽有升降变动，却无大错大失承受责罚的记录；有充当皇子师傅的经历，然而没有依侍荣宠骄横跋扈，始终凭自己的才干忠于职守。
王珪概括夏竦一生曰：“公少好学，自经史、百氏、阴阳、律历之书，无所不学。其学必究古今治乱，天人灾变之原。其为文章，闳衍瓌丽，殆非学者之所能至。凡朝廷有大典册，屡以属之。其誉满天下。虽出临军午，入干机务，未尝輙废书也。祥符中，郡国多献古鼎、钟、盘、敦之器，而其上多科斗文字，公乃学为古文竒字，至偃卧以指画侵肤，其勤若此。所治有风迹，为民立伍保之法，而盗贼不敢发闾里。又善遇士卒，其疾病饮食，自拊视之。在陜西尝上十策，通嘉勒斯，赉结熟羌，増弓手，练强弩，并小寨，绝互市之类，皆当时施用之。公自以材器髙，未尝过许人，故士大夫遥生惮疑，而少已附者。公居亦防畏，不敢以贵执自安也。
臣珪伏思先帝临御之日久，其选用材贤可谓至矣。公始以文学辅东宫，及帝躬亲政事，屡倚以为宰臣。惜其数离谗呰，卒不从容庙堂，与图太平之功，非命也耶！始，枢宻使田况，尝从公幕府，及公薨，以谓公有王佐之藴，而不及施，信矣夫！虽然，出入荣华四十余年，可谓盛矣。”
夏竦在生时因遭“奸邪”指责，堵塞了他走向宰相之路。王珪这里只说“士大夫遥生惮疑”，夏竦“数离谗呰”，没有使用“奸邪”贬语，该是符合仁宗要晋升夏竦的心愿。
二、夏竦从政业绩举要
夏竦历仕三朝，显赫于世四十年，为国事民隐尽力献身，《宋史·夏竦传》也称赞他“为郡有治绩，喜作条教，于里闾立保伍之法，至盗贼不敢发”③，做出了突出而实在的政绩，绝非虚浮的面子工程。按照他的仕履门类，分别叙述施政于地方、献策于朝廷、直言主张于边防三个方面。
1、治理地方的有效举措。天禧三年（），夏竦知襄州（今湖北襄阳），“属岁大饥，百姓流亡，盗贼相。公既发公廪，又募富人出粟十余万斛，以赈救之。其全活者四十六万余口。廵按使姜遵上其事，赐书褒谕。后民思其惠，以其所赐诏书作金石刻焉。”仅一地一次赈灾，实效即达救活46万余人。这个庞大数据可能不实，只宜当作“极多”看待④。由于成效突出，受到上司赞同，奏报朝廷，获得褒奖，尤其是百姓感恩，把诏书刻为石碑，藉以永久铭记。民心的向背，最好地证明了夏竦是竭力办事，真诚无私，这种作风值得宣扬，予以推广。
天圣元年（）夏竦知洪州（今江西南昌），遇上疫病流行，交代医官“制药分给居民”，医官说“药虽付之，恐亦虚设。公曰：何故？医曰：江西之俗，尚鬼信巫，每有疾病，未尝亲药饵也。公曰：如此则居死于非命者多矣，不可以不禁止。”⑤夏竦经过深入访查，得知“洪之风俗右鬼尚巫，所居设坛场，陈旗帜，依神以卜祸福，病者輙屏去亲爱，其医药饮食，如神曰未可，即不敢以忤神。苟死于饥渇，则规罔寡孤，维其意所出。公索其部中，凡得千九百余家，妖符，怪箓，神衣，鬼帽，钟，角，刀，笏之类，以万计，悉令燔毁之。乃言汉晋张角、孙恩之乱，不可不察。朝廷为下诏，更立重法，自江浙以南，悉禁絶之。”⑥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当时仁宗根据夏竦奏报的情况，“诏江南东西、荆湖南北、广南东西、两浙、福建路转运司：自今师巫以邪神为名，屏去病人衣食、汤药，断绝亲识，意涉陷害者，并共谋之人，并比类咒诅律条坐之。”⑦夏竦奏请“朝廷严赐条约，所冀摒除巨害，保佑群生，杜渐防萌”，无疑是立足于维护宋朝统治考虑，但并不构成对民众的危害，而是有利。即便是哪一千九百余家“师巫”，是“勒令改业归农，及攻习针灸之脉”⑧，力促从事有益社会民生的正当行业。合情合理的打击妖巫的措施，十分有利于民风习俗转向健康良好，效益深广至于江南大地，影响很深远。
五十年后的熙宁九年（），曾巩来洪州主政，碰上瘟疫肆虐，他要求“自州至县、镇、亭、传皆储药以授病者……人赖以生。”⑨没有遇到“好巫尚鬼”旧习的阻扰。熙宁八九两年，越州大旱，爆发病疫，知州赵尽心救灾治疫，全面调查灾情，深入细致，收效良好，曾巩特意总结其具体措施，“著其荒政可师者”，宣传推广，其中也没有一点巫师为害的影子。⑩
还有为民着想，让社会收益的建议:天圣四年（）四月甲子，“翰林学士夏竦言：江西、闽越之民，多採山泽大龟，倒植埳中，生戕去肉取其甲，谓之龟筒。痛楚之声，所不忍闻，得直至微，而残物尤甚，请严禁止。又请于金山、大孤小孤山、飏澜、左里、马当、长芦口别置游艇，募水工拯救危溺。并从之。”《长编》录存这两件事，显然是看重它的社会效益。制止残害大龟，保护自然生物，置于千年之前的小农经济时代评估，难能可贵。在鄱阳湖以及入长江的险要航道设置救溺船艇，保障黄金水道航运安全，在古代依赖水运的条件下至关重要，摆在今天依然不可轻视。夏竦奏请这两件事，是心中有为民谋利的意愿。
2、对朝政建设的积极奏议。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制造“天书”，在泰山、汾阴封禅，大臣们都讨好附和，制造祥瑞。当时“参知政事丁谓请大治城西砲场，酾金水作后土祠，以拟汾隂睢上。三司使林特欲于上林中为复道，坏元武门以属玉清。江淮发运使李溥，又欲致海上巨石于会灵池中，为三神山，跨阁道以几遇神仙之属。方群臣争言符瑞，公独抗疏，以谓其事阔远，非所以承天意，遂皆寖。”在群臣向真宗皇帝献媚的时候，夏竦没有倚风作斜（邪），而是“独抗疏”，直言谏诤，抵制了一场劳民伤财的土木工程浩劫。
面对朝政机制中的诸多弊端，夏竦提出了一批积极建议，促使行政管理趋于健全。天圣五年（），夏竦任给事中右府主，主管武师系统文书，谨守职责，确立了考核吏员制度。此前对“进绌武吏，而大臣多缺略，吏得因縁为奸”，夏竦到任之后，“乃集考前后赏罚之所当者，列为诸房定例，而吏不得欺矣”。扭转了升黜武吏中的奸弊。
天圣四年（）拜右谏议大夫，枢宻副使。鉴于与契丹约和二十余年，与辽接界的北地久不习武事，夏竦认为“人事荒忽不常，而边备不可弛，乃屡陈所以守御之策。”其中一项建议是“增广信等七州军塘水”。广信军在河北路，原易州遂城县，太平兴国六年（）改为威勇军，景德元年（）再改名广信军。由于“土平而近边”，为求防御契丹骑兵冲击，北宋遂疏浚池塘，蓄水抵挡。
天圣七年（），为参知政事，提出恢复制举六科，以收遗才；复百官转对，广开言路，听取进谏建议；又请复置理检使。三项建议，均得到批准兑现。早在太宗淳化三年（）五月置理检院，维持时间不长，至道三年（）十一月即废，于是“朝政得失、天下冤枉寝不能自达”。现复置理检使，凡指陈军国大事、时政得失、冤滥枉屈诸事，“并许诣理检使审问以闻”，社会管理渠道得以疏通。
从《文庄集》看到，在真宗、仁宗时期，夏竦改良时政的奏议涉及面广，虽然有理论阐述多，当前事实少的不足，然而选项都有针对性，不少奏疏中对问题评议贴切，揭露弊端，坦率真诚。卷十三《进策》的项目有议职官、慎爵禄、议选调、遏权要、退巧宦、制流外、议国用、去冗制、省赐赉、均赋敛、顺时令、禁淫祀、贱商贾、论将帅、计北寇、复塞垣、禁宦寺，共17项。卷十五《奏议》有择牧守奏、择令佐奏、去贪吏奏、厚文德奏、议贡举奏、平莞榷奏、抑仙释奏、总大纲奏、谨边防奏、洪州请断祅巫奏，共10件。
《议职官》评议官制体系中的大弊病，是官位与职责背离：“或隶官棘寺，翻司大仓之粟；系职青宫，乃主关市之征；或呼为博士，不通章句之学；号为著作，罔知笔下之事”等，共十二类“名实相违，不可以训”的怪现状，然后指出“国家之败由官邪也，任官之道可不慎欤！”
《均赋税》指出征收赋税极不公平：“或地广而税鲜，赋多而田寡；……植稻梁而课菽麦，无桑柘而责茧税。官府由是生奸，豪右于焉得志，无告之民积于罢弊”。要求朝廷“申命有司特著税令，辨肥瘠之地，定轻重之法，分科列目，第为九等”，按照土地肥脊，实行公平征敛。
《禁淫祀》揭露社会民俗流弊，“黔黎无识，黩神右鬼，妖巫凭之，诈降灵异，元元从之……贫者货鬻以供祭赛。村聚里闾，庙貌相望，春夏秋冬，歌舞荐仍，民产益薄，而蚕食滋甚。”认为“诚当峻示科条，禁其诡诞，杜齐民蠹耗之源，抑巫覡妖怪之本。”在主政洪州期间的《洪州请断祅巫奏》是他实践主张的见证。
《议贡举奏》历数科举考试之弊，例如堆积如山的试卷，只靠五个考官鉴别，“学古者注意于策论，修辞者宅心于诗赋，简略者鄙其闳衍，绮丽者轻其质直，鉴裁既纷，品题乃惑”，导致胜败“多乖外望”，谤议飞腾。他敦请朝廷“改立制度”，录取需“择材而升，不限其数”；公开主考官的批语，“如有不当，并听言上”，接受舆论监督。
简言之，夏竦对朝政的建议开明而积极，显示出心忧国计民隐的忠良信念。宋朝国家机器运转中暴露诸多问题，改革的呼声已经兴起，不妨说这正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三、夏竦主政陕西边防的稳妥主张
与辽夏对峙，是宋朝统治者头痛的大事。仁宗时期，西夏赵元昊对宋朝发动军事进攻，西部边防顿时紧张。以文学起家的夏竦，被潮流卷入军事漩涡，成为边防前线的统帅。康定元年()五月，夏竦由涇原、秦凤路缘边经略安抚使改为陜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缘边招讨使、知永兴军，韩琦、范仲淹为副使，协同夏竦主管前线军政。此前的宝元二年（）六月，夏竦受命“议西鄙事”，已经详细陈述了意见，他追溯宋夏交往历史，回顾真宗“鉴追讨之弊，悯关辅之劳，惟戒疆吏谨烽候，严卒乘，来即驱逐，去勿追捕”决策，“此实真宗之远图”。随后剖析敌我态势，西夏自继迁、德明至元昊祖孙三代，已经“拓地千余里，积货数十年……以继迁穷蹙，比元昊富厚，事势可知也；以先朝累胜之军，较当今关东之兵，勇怯可知也；以兴国习战之师，方缘边未试之将，工拙可知也；继迁逃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势可知也。”宋军战斗力明显衰退，“若分兵深入，则军行三十里，自赍粮糗，不能支久，须载刍粟，难于援送。……若穷其巢穴，须渡大河，既无长舟巨舰，则需浮囊挽绠，贼列寨河上，以逸待劳，我师半渡，左右夹击，未知何谋可以捍御？臣以为不较主客之利，不计攻守之便，议追讨者，是为无策”。
鉴于客观条件差异，夏竦建议“若缮治壁垒，修利器械，约束将佐，控扼险阻，但趣过于岁月，不预计于胜负，是当今之常制也”。具体对策是：“一，教习强弩以为竒兵；二，覊縻属羌以为藩篱；三，诏角厮啰父子并力破贼；四，度地形险易远近，寨栅多少、军士勇怯，而增减屯兵；五，诏诸路互相应援；六，募土人为兵，号神虎保，州各一二千人，以代东兵；七，增置弓手、壮丁、猎戸，以备城守；八，并边小寨毋积刍粮，贼攻急则弃小寨，入保大寨，以全兵力；九，关中民坐累若过误者，许入粟赎罪，铜一斤为粟五，以赡边计；十，损并边冗兵、冗官，及减骑军，以纾馈运。”朝廷认同夏竦这套方案，“当时颇采用之”
夏竦的这个对策，实事求是地吸取祖宗经验教训，依据宋夏双方的军政现状，以及所处的地理环境，做出有把握的稳妥选择。遵照这个总原则，他在陕西边防采取防守为上方针，“毋得与战”，又“防其縁边和市”，对西夏实施经济制裁，“坐待其毙”。
然而，一些主战的官僚不从实际出发，只凭求胜的主观愿望，扬言出击，抨击夏竦“怯战”。可惜，好水川惨败之后，又传来刘平、葛怀敏“轻贼失军”，仁宗从“锐意兴师”气氛中有所醒悟，“悔不用公言”。召夏竦回朝任枢宻使，主掌军事决策大权。可是仍有人阻扰，说夏竦“怯于用兵，今而用之，则边将之志堕矣。”为免前线士气不振，仁宗不得已改变成命，然而“终以公言为是”。仁宗可以独裁却又顾全各方，想要夏竦为宰相，又因“议者诋公终不已”，只好给予无职权的“英国公”爵位。仁宗解释说“为时谤伤者甚众，而朕只卿也”。当国家面临敌人进攻的时候，统治集团中出现主战与主守纷争，古今皆有，不足为怪。面对西夏来犯，主张稳妥为上策的不只夏竦一人。例如：康定元年（）三月，同知枢密院事陈执中上奏说“元昊乘天下久不用兵而窃发西陲”，对付策略应“寇大至则保城垒，小至则自驱逐”；“仍须广土兵，减骑卒”，“静守以骄其志，畜锐以挫其锋”。同年六月，翰林学士丁度回答“御戎之策”，写出《备边要览》，全面分析敌我形势，结论是“为今之计，莫若谨亭障，远斥候，控扼要害，为制御之全策”。
夏竦在手握军政大权之时，没有轻举妄动，盲目出击，招致损兵折将的罪责。处理有关战败责任者，能够注重真凭实据，公正表态。例如“好水川之战”，元昊佯败，宋军被诱入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全军覆没，主将任福战死。追究失败责任，直接命任福迎击的韩琦主动请罪。夏竦得知事情经过，为韩琦辩白，免予重罚。洪迈记载说：“夏羌之叛，英公为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韩魏公（琦）副之。贼犯山外，韩公令大将任福自怀远城趋得胜寨（今宁夏西吉东南），出贼后，如未可战，即据险置伏，要其归，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约，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福竟为贼诱，没于好水川，朝论归咎于韩。英公使人收散兵，得韩檄于福衣带间，言罪不在韩，故但夺一官。英公此事贤矣，而后来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洪迈（—）上距夏竦（—）已约二百年，仍然郑重其事的记录，其贤惠之举必然使人信服，长期流传。
四、夏竦在文化学术上的贡献
综合考察得知，夏竦的学识渊博，成就卓越。王珪概述曰：“公少好学，自经史、百氏、阴阳、律历之书，无所不学。其学必究古今治乱，天人灾变之原。”兹举几个事例展示他学以致用的成果。
1、文章气骨。天圣三年（）夏竦为知制诰，判集贤院，朝命出使契丹。他以“父之没敌难，又母丧未除，义不得行，乃抗章力辞之”，上表说：“父殁王事，身丁母忧。义不戴天，难下穹庐之拜；礼当枕块，忍闻夷乐之声？”。此表被认为是“四六（骈文）偶对，最为精绝”19的佳作，他是夏竦维护节义，厌弃背诵经文，做谄媚之文，坚守“文以气骨为主”的成果，亦是不唯命是从，反证了“事君不顾其节”的指责。
2、经络学。夏竦不仅善于写作诗词、表章制诰，还撰著经络、律历、音韵等学术作品。北宋中期，医官王唯一精研气穴经络结构，铸成铜人模型，又撰集旧闻，订正讹謬，写出《铜人针灸图经》，于天圣五年十月上奏朝廷。仁宗“因命翰林学士夏竦撰序，摹印颁行”。仁宗此命，是看中夏竦的经络医学能力。夏竦《銅人鍼灸经序》首先指出诊病关系国政，“圣人之有天下也，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王泽不流，则奸生于下，故辨淑慝以制治。真气不荣则疢动于体，故谨医砭以救民。”
接着从《黄帝内经》拈出有关经络的要旨：“昔我圣祖之问岐伯也，以为善言天者必有验於人，天之数十有二，人经絡以应之；周天之度三百六十有五，人气穴以应之。上下有紀，左右有象，督任有会，腧合有数，穷妙於血脉，參变乎阴阳。……由是开灸针刺之术备焉，神圣工巧之艺生焉。”圣祖指黄帝。岐伯答黄帝之问，黄帝面授雷公之道，即是天人感应而致的人体12条经络，个穴位，统于督脉、任脉两大系统。神医扁鹊、华佗治愈疾病皆用针刺技法。由于“去圣寝远，其学难精”，流传下来的经文有讹误，医者对穴位把握不准，致使“平民受弊而莫赎，庸医承误而不思”。于是，仁宗采取开明举措，而王惟一竭心创制，遂有卓越成果。夏竦写道：
“洪惟我后，勤哀兆庶……敕太医以谨方技，深惟针艾之法，旧列王官之守，人命所系，日用尤急，思革其谬者济于民。殿中省尚药奉御王惟一，素授禁方，尤工砺石，竭心奉诏，精意参详，定偃侧于人形，正分寸于腧膜，増古今之救验，刋日相之破漏，总会诸说，勒成三篇。后又以古经训诂至精，学者封执，多失传心，岂如会目着辞，不若案形，复令创铸铜人为式，内分脏腑，旁注谿谷，井荣所会，孔穴所安，窍而达中，刻题于侧，使观者烂然而有第，疑者焕然而冰释，……肇颁四方，景式万代，……保我黎蒸，介乎寿考。”
把经络穴位标注在铜铸的人体上，形象逼真，有利于学习运用。将秘藏在王官的医术“肇颁四方”，推向社会，对民众健康有保护效益。这项功德无量的创举，首先归功于研制者王唯一，而仁宗把它颁行地方也不可忘记。序文的医学理论分析、针灸技术要诀并茂，不愧是上乘作品。
3、律历学。天圣八年（）八月，龙图阁待制燕肃把“莲花漏法”上奏朝廷。燕肃，青州益都人，北宋时代杰出的天文学家，曾制造出指南车、记里鼓车，其制作的“莲花漏”是更先进的刻漏计时仪器。燕肃还把莲花漏推向社会，在任官所在“皆刻石以记其法，州郡用之以候昏晓，世推其精密”。对燕肃的科技成果，夏竦写出《颍州莲花漏铭》，给予了充分的赞扬。他说燕肃知青州，“建兹漏于白楼”。不久，自己知青州，“因得细睹其制，精妙参神”。几年后，燕肃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夏竦在睢阳（今河南商丘），两地接壤，经常通问，“因请更为颍漏，以广其传”。燕肃“由是再考晷度，以梓潼在南，比古法昼増一刻，夜损一刻。青社稍北，昼増三刻，夜损三刻。颍处梓、青之间，昼増二刻，夜损亦如之。仍作屋祕漏，得天愈宻。”夏竦能够从历法的专业角度介绍，因其深入学习过天文知识，“予旧隶史局，粗亲此学，以为干体左旋，七曜运舍，皆动物也。赤道横带，黄道斜截，复有进退。夫物动而有进退者，势乆必差，故昔贤制术，以天度乘昼夜，漏减三百而一为定度，以减天度以为明，加正度以为昏，所以追晷景之实，防节气之差。”
因此，他从天文学高度评议:“夫迎日推，帝鸿之宪天也。治历明时，成汤之应人也。日月有发敛，昼夜有増减，非在璇不能测盈缩，非运仪不能定昏明，以是历数起焉，漏刻生焉。昼参乎晷景，夜验乎次舍，虽上天之运不能逃矣。”并且略叙“漏刻”制度演进大概，“汉承周秦，图籍最备……逮施于李兰，始变古法……参以中星，因时升降，而置箭之制，世不复传。”经唐至北宋，燕肃“莲花漏”问世，才有大改进：“其制：为四分之壶，参差置水器于上，剡木为四分之箭，箭四觚，面二十五刻，刻六十分，四面百刻，总六千分以效日。凡四十八箭。一气一易，铸金莲承箭，铜乌引水，下注金莲浮箭而上。”
纵观“漏刻”进步历史，夏竦很感概：“然三百岁斗历改宪，而异人出焉，今燕君其当之乎。夫六艺群书，唯天文数术，探赜索隠，钩深致远，最为难明。若心所不达，虽通人前识，讵测其方。而世之俗儒，或以为非荐绅先生之所称道，何其误欤。仲尼作春秋，每于朔闰，发文以宣明历数，此圣人之深意也。书不云乎，敬授人时；礼不云乎，百度得数而有常。后之观者，幸无忽焉。”
最后，夏竦铭曰：“极星建中，黄道营外。度有迩遐，时有明晦。圣人观象，古史诒则。孔壶为漏，浮箭为刻。……秦氏遗法，汉京垂制。历世弥文，旧规加丽。……。寂寥罔诏，世失其传。猗嗟燕君，文学余力。博贯旧章，肇新景式。……杪忽无差，升降靡息。意侔造化，数穷天地。”23燕肃的“莲花漏”将漏刻计时推进到新高度，通过夏竦的专业性序文，世人得以了解的更清晰。
4、音韵学。夏竦“多识古文，学奇字，至夜以指画肤”，庆历四年（）二月，编著完成古文字的字汇《古文四声韵》。他在上奏序言中称:大中祥符（—）年间，“郡国所上古器多有科斗文，深惧顾问不通，以忝厥职。由是师资先达，博访遗逸，断碑蠧简，搜求殆遍，积年逾纪，篆籀方该，自嗟其劳，虑有散坠，遂集前后所获古体文字，准唐《切韵》，分为四声，庶令后学易于讨閲，仍条其所出，传信于世”全书按韵编排，分五卷，卷一上平声；卷二下平声；卷三，上声；卷四，去声；卷五，入声。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夏竦为秘书丞，直集贤院，迁右正言，又被推荐给庆国公传道经义，劝学资善堂，是太子、皇子们的老师。看到上古器物的蝌蚪文，即有“深惧顾问不通，以忝厥职”的强烈责任感，随即向前辈求学，“积年逾纪”，耗十二三年的功夫，篆籀古文“搜求殆遍”，为免散失，编纂成《古文四声韵》，为学界提供了研究我国战国文字的重要参考资料。
五、弹劾夏竦“奸邪”的史实与辨识
毕生显赫的夏竦，为人处事的人品并非完美无瑕疵，同僚对他的批评抨击不少，致使未能登上宰相高位。王珪《神道碑》说：“公自以材器髙，未尝过许人，故士大夫遥生惮疑，而少已附者。公居亦防畏，不敢以贵执自安也。臣珪伏思先帝临御之日久，其选用材贤可谓至矣。公始以文学辅东宫，及帝躬亲政事，屡倚以为宰臣，惜其数离谗訾，卒不从容庙堂，与图太平之功，非命也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写他“才术过人，然急于进取，喜交结，任术数，倾侧反复，世目为奸邪”。被指责为“奸邪”的具体事实，笔者翻检文籍，主要是以下事例：
1、天圣三年（）七月壬寅，夏竦起复为知制诰。这个官位得来是他在“丁母忧”的时候，“潜至京师，求起复，依内官张怀德为内助，而王钦若雅善竦，因左右之，故有是命”。丁忧而外出谋官，从孝道规矩上衡量是欠缺。寻求宦官为内助，属交际手腕，虽是帝制时代平常事，却有亏刚正，不足为训。
2、庆历三年（）四月，仁宗拟召夏竦为樞密使，“台谏交章论竦，在陜西畏懦茍且，不肯尽力……尝出廵边，置侍婢中军帐下，几至军变”。夏竦主持陕西军政的得失，前面已有分析，不再赘述。此处批评“尝出廵边，置侍婢中军帐下，几至军变”，是生活奢靡，在军事前线如此，于严肃军纪有害，不可取。
3、庆历四年（）六月,参知政事范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由此带出一段故事：“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詔草，飞語上聞。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李焘在《长编》中录存此事，交待范仲淹离开朝廷的原因，读者由此得知夏竦此次伤人手段之辣。把辅佐幼主的周公旦，更换为废立皇帝的霍光，确有令人心惊之效。当年流行“朋党”事件，君子与小人混争，指使女奴仿人笔迹作案，无疑是“奸邪”之行。然而，可疑的是夏竦此举目的何在？为什么不见他与石介、范仲淹、富弼等人争斗的记录？为什么他在陕西前线与韩琦、范仲淹合作共事，无相互攻讦记录？由此看来，夏竦飞语中伤富弼等人，是否属实，还存在再推敲余地。
4、弹劾夏竦奸邪最猛烈的是御史何郯。庆历八年（）五月，何郯奏言：“伏见枢宻使、平章事夏竦，其性邪，其欲侈，其学非而博，其行伪而坚，有纎人善柔之质，无大臣鲠直之望。事君不顾其节,遇下不由其诚，肆己之欺诬，谓可以蔽明，任己之侧媚，谓可以矫正，犯纪律之所戒而不耻，冒名教之所弃而不疑。聚敛货殖，以逞贪恣，不可格以亷耻之行。比周权幸，以图进取，不可语以忠正之方。……近者卫兵为乱，突入宫掖，变故之大，可为寒心。凡在职守，失于防察，责其慢官，宜寘大戮。而竦只縁管皇城司内臣杨怀敏素与交通，曲为掩藏，欲以结纳。主忧于上而不为之恤，民议于下而不知其非，但欲私相为恩，未尝公议其罪，所以致官司之责不均一，贼党之恶不究穷，是谋为己利则虑深，图去君害则计浅，居股肱腹心之任，所举如此，不忠莫大焉。……”。扣了一连串大帽，将夏竦批得一无是处。然而他身居高位，与其说是弹劾夏竦，毋宁说是指责仁宗昏庸。所举实例一条，即与宦官杨怀敏“素与交通”，未穷治“卫兵为乱”。说“欲以结纳”、“欲私相为恩”，只是何郯的猜想，并无事实根据。
卫兵作乱，爆发在庆历八年闰正月二十二日夜，“是夕，崇正殿亲从官颜秀、郭逵、王胜、孙利等四人谋为变……其三人为宿卫兵所诛，王胜走匿宫城北楼，经日乃得，而捕者即支分之，卒不知其始所谋”。当时，“枢密使夏竦言于上，请御史同宦官即禁中鞫其事，且言不可滋蔓，使反侧者不安。”参知政事丁度“固请付外台穷治党与，自旦争至食时，上卒从竦议。”二十四日，勾当皇城司的五个官员分别被处罚。何郯再三言“怀敏正当内宿，责其旷职，得罪合重一等”，“上令中书召郯等，谕以独宽假怀敏之故”。何郯坚持己见，“伏望陛下举祖宗之法，以塞公议，正左右之罚，以示无私，不惜出一怀敏，慰中外臣子之望”处理这桩大案，本是遵从帝意，何郯没能说服仁宗，却在四个月后，归咎于夏竦。
何郯是御史，坚守职责，谏诤言事，没有错。然而将此事认作夏竦之奸邪，就需思考其真实成分。夏竦建议“即禁中鞫其事，且言不可滋蔓，使反侧者不安”，错在哪里？“卫兵为乱”，被大事化小，拿来作夏竦奸邪之例证，难以服人。
六、综观夏竦，可谓贤能
综观夏竦一生，置于北宋时代政治生态环境考察，在官僚显宦中，他的主流大节好，是贤能者。北宋朝廷评议宰执大臣，“奸邪”之中没有夏竦。天圣七年（）三月，仁宗“谓辅臣曰：王钦若久在政府，察其所为，真奸邪也。王曾曰：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时号为‘五鬼’，其奸邪险诐之迹，诚如圣谕”。夏竦没有与王钦若、丁谓等并列，是劣迹不甚。《宋史·夏竦传》说他性贪，商贩部中，畜声伎甚众等，但是没有侵吞国库、陷害同僚、刻剥百姓之实事。
评价人物，看其主流。皇祐元年（）二月,仁宗向近臣问辅翊之能、方面之才、帅领偏裨的胜任者，权三司使叶清臣回答说：“今輔翊之臣，抱忠义之深者莫如富弼，为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谙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议论之敏者莫如郑戬，……至于率领偏裨……威御绥宁，则竦、戬尤其所长”以夏竦从政实践检验，叶的评价不虚。“谙古今故事”，在本文中已能窥见。“威御绥宁”，则比较抽象，相关的陈述有：“竦以文学起家……治军尤严，敢诛杀；即疾病死，抚循甚至。尝有龙骑卒戌边，群剽，州郡莫能止，或宻以告竦。竦时在关中，俟其至，召诘之，诛斩殆尽，军中大震。其威略多类此。”
流言飞语，更不能轻信。夏竦晚年患病，“以疾求还京师，或言于上曰：‘竦求还京师，图大用尔，称疾诈也。’竦既卒，上临奠，命内侍去竦面幕视之，见竦颜色枯悴，谓左右曰：‘竦枯悴若此，疾岂诈乎。’”由此举一反三，哪些出于自家揣测的说词，皆不可轻信。
仁宗对夏竦说“为时谤伤者甚众，而朕独知卿也”，有东宫情谊。然而纵观历史，由北宋到南宋，再至清朝，人们对夏竦都是肯定为主，强调他的政绩，表彰他对文化学术的贡献。神宗史官宋敏求赞扬夏竦，“由文章取贤科，位宰执，流风遗烈，光华休畅。……以哲乂而经文武，穆于天縡，是皆为当世伟人，表的于后公……后之学者赞仰之，范模之，景山学海，可得致欤！”。南宋绍兴十年（），鄂州通判江邈评赞夏竦“嘉言谠议，脍炙人口，至今不绝。而尤工于表章制诰，虽使琳、瑀、常、杨复生，未易既遽出其右。”清朝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对夏竦《文庄集》提要是:“竦之为人无足取，其文章则词尚有《燕许轨范》、《归田录》、《青厢杂记》、《东轩笔录》、《中山诗话》、《玉海》、《困学纪闻》诸书皆称引之”；集中所载事迹，“皆足以订宋史之讹”，“补宋史之缺”；“竦在洪州能断妖巫，毁淫祠。仁宗时增设贤良等六科，复百官转对，置理检使，亦皆竦所发；好水川之事，议者归咎韩琦，竦于任福衣带中得琦檄，奏之，明其非罪。则竦虽巧忮，较之丁谓、王钦若辈，尚稍稍有间，……竦学赅洽，百家及二氏之书皆能通贯，故其文征引奥博。”
经过上千年的检验，证明夏竦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先贤。他有深厚广博的学识，坚定的为国分忧、为民谋利的志向，务真求实的政绩；长期位高权重，但无徇私枉法之罪恶。夏竦的精神遗产有教化效益；为人处事中的瑕疵，有鉴戒警示意义。
温习历史，认识先辈。宋代江西的经济文化大发展，蓬勃涌现的人物主流形象是“文节俱高”，“窃观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如欧阳修、王安石、刘攽、刘敞、曾巩、曾布、李觏、刘恕、黄庭坚等，“此八九公所以光明俊伟，著于时而垂于后者，非以其文，以其节也。盖文不高则不传，文高矣而节不能与之俱高，则虽传而不久。是故君子惟其节之为贵也。”这是蜀人李道传阐述、获得朝野公认的见解。江西先贤“文与节俱高”的特色，是异常珍贵的精神遗产，值得精心总结，继承并发扬光大。
、4、25于牛斋
注解（另行排版）：
①碑铭见王珪《华阳集》卷四十七《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以后凡未着出处的引文，均见《神道碑》。②碑文无写作时间，但有“仁宗”“先帝”称呼，可认定为英宗或神宗时之事。王珪在熙宁三年十二月由翰林学士升参知政事，而碑文中他自称“史臣”。英宗继位三天后颠狂病发，约三年卒，故推定为神宗初年命王珪写作。③《宋史》卷二百八十三《夏竦传》。④全活46万余口，似乎太多。查《宋史》卷83地理一，襄阳府“崇宁户八万七千三百七，口一十九万二千六百五”，远少于46万。然而灾荒时期人口流亡严重，不可用在籍户口衡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记皇佑三年（）八月韩琦在定州，“岁大歉，为赈之，活饥人数百万。”如此庞大的人群，绝不能拘泥为一个州的人口数。⑤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二。⑥此为《神道碑》所记，夏竦的《洪州请断妖巫奏》有更多巫觋害民的事实。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一，天圣元年十一月戊戌。(以下注释省略)
许怀林，年生，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江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从事宋史、江西地方史、客家学教学和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省古籍整理、社科研究项目4项，出版专著《江西史稿》、《江西省志·区划志》、《江西通史·北宋卷、南宋卷》、《客家社会历史研究》等。主编、合著《江西历史（中学乡土教材）》、《鄱阳湖流域生态环境的历史考察》、《中国地域文化大系·江西文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江西卷》、《嘉靖·江西省大志》等。发表专题研究论文《试论宋代江西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北宋转运使制度略论》等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