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如果日本占领者能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财富和权力的资源，这种财富和权力的资源如果不可忽略，就必须加以开发，以便保持传统的秩序或改善地方精英的社会地位”，那么形势会朝有利于日本人的方向发展。
这是罗纳德·鲁滨逊在描述英国如何将地方精英纳入其殖民事业时得出的结论。日本人受西方殖民征服的诱惑而人侵中国，但开战不久便在太平洋战场上迅速败退，这使中国地方头面人物转而优先选择稳定而不是剧烈的变革。
从这个观点出发，“宣抚”人员几乎无法将地方头面人物中潜在的同盟军拉到自己一边，通过他们的策划，来完成从入侵向“占领政府”的转变。“宣抚”人员只能利用有限的军事和经济资源，来整合合作者，无论他们在上海或南京起草的计划有多么宏大，却不能得到充足的“可供选择的财富和权力的资源”，使大多数有可能变为合作者的人坚信，要抓住日本人提供的机会，将其转化成可以利用的资本。
而这正是鲁滨逊解释英国人如何能达到其目标的原因：利用较低的成本来达到殖民的目的。英国人在支付最初的军事费用（大多数转嫁给私人工商业者）后，只花费极低的成本，便创建了英国殖民统治，而且后来仅仅选择投资的方式。英帝国投资和提供的是永久性的、独占的、有利可图的全球性贸易路线。
这条循环路线开始于英国，结束于英国。无论“宣抚”人员的国家建设蓝图有多么宏伟庞大，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形势都无法与一个世纪前的英国殖民官员相比。在贸易方面，日本人带给中国地方头面人物的机会比占领前更少。
既然完成占领的成本很低，日本首要的兴趣就是强迫中国商业进入自己的垄断性贸易圈，而不是将中国经济纳入到更大的经济贸易网络。毕竟日本计划将中国、“满洲”、日本建成一个统一的流通区域。
考虑到合作者经常面临“经费”不足的问题，“宣抚班”不得不求助于另一要素一权力，即鲁滨逊两大要素的另外一个。日本人能提供给合作者最好的东西是打开领导职位之门，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这扇门不向这些合作者开放。
日本人在建立南京“中央政府”和长江三角洲“县政权”时，都采用这一招。鲁滨逊指出“保持或改善地方精英的社会地位”是最好的方针，但日本人做得并不成功。只要新给予的权力有可能中途作废，那么大多数精英不会将合作看作是保持社会地位的明智选择。
那些选择不合作的人有可能保住了政治资本，有希望在战争结束后重新进场，获得政治权力。在国民政府时期职位不高的人选择稳住，希望改善他们的条件，积聚政治资本，如果日本一旦失败，就可以投资其他领域。
最热心的，是那些在年前完全被拒之门外之人。他们从日本手里获得权力，改善而不仅仅是保持了他们原有的地位。那些将自己的命运与“占领政府”绑在一起的人，所面临的最大麻烦是日本人无力给他们提供生存下去的最起码的资源和安全保障。
年7月，当丹阳“宣抚班”班长将本县“自治分会”会长召集到一起时，便遭到后者强硬的抵制。其中一个会长进行了反驳，以实际行动给班长施加了压力。他说，他和其他会长前来和日本人合作，不料竟发现，“宣抚班”根本不给他们任何实质性的支持。
会长们质疑：为什么乡村集镇没有驻军？为什么不建立盐务办事处来对付走私盐贩？（对游击队来说这是有利可图的生意，地方行政机构因此却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自治分会”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更多的资金来支付他们工作的费用？为什么得不到丝毫的帮助来复兴乡村集镇的小学？为什么不给“分会”配置最起码的医疗设备来救治病人和伤者？为什么“宣抚班”不将贫困的人组织起来，修复被游击队毁坏的交通要道（这样也可以缓解失业的压力）？
一个“占领政府”基层官员认为，这六个合情合理的具体建议能够改善基层行政机构的生存能力。而一个日军基层“特务机关”的官员所能做的只是指出，这是“目前形势”使然，只能以有限的资源应对众多的需求，并向会长们表示，这些建议将会在以后讨论。“日本人是不会为“占领政府”支付费用的。
于是地方合作者经常发现，他们不得不将自己想方设法获得的一切资源，来满足日本人的需求，但是，指望获得合作者支持的日本人，却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形式的回报。
讨价还价的另一方（“宣抚”职员），只能从其主观信念上后退一步，强调日本人的历史使命是将文明和启蒙带给亚洲人民，将他们从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以及白种人的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
这种说辞对他们来说，一样也很难办到。当时担任“满铁”上海事务所主任的伊藤武熊对他们所承受的重压有所暗示。如在第二章提及，伊藤在招募这些人时曾在汇中饭店主持开幕式。
在回忆录中，伊藤在“宣抚”工作简短概述的开始部分很奇怪地承认，实地工作的“宣抚”人员“总体而言，对中国人做了不道德的事情”。然而伊藤的机构当时编写的各种报告中，找不到一丝一毫这种不道德之事。
第四章提到的人员调动也许能说明一些职员没按照规定行事，尽管现有的资料认为他们是能力不够，而不是行为不当。或许伊藤有意利用小道消息，便于将自己与由其主导的、在上海实施的帝国计划拉开距离。
在“宣抚”工作概述的最后，他又自相矛盾地肯定起“宣抚”人员来：“他们大多数人为其管理区域的居民服务，与军队协商，分配食品，且尽可能地认真负责各项任务，做到了一个好政府所能做到的一切。”
然而他又一次试图与“宣抚”工作拉开距离，他以漫不经心的态度来结束评论：“他们也是在军队庇护下，到处耀武扬威。”这种现象有时确实会发生，尤其是那些野心勃勃、突然被派去当一个县的老板的下层小职员；而另外一些人的水平和能力可能远远落后于人们对他们的期望。
另一方面，伊藤轻松地为自己开脱罪责，将“宣抚”职员犯下的错误推脱给军队，这样就为“满铁”和他自己套上了一层无罪的光环。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宣抚”工作概述的结尾处，伊藤对“宣抚”人员做了另一番评价：“一些有良心的“宣抚”人员不能忍受这样的工作，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岗位，结果，在“清乡”时期，他们一个也没有留下。”
他认为“宣抚”人员为工作付出了代价，那些必须从事“宣抚”工作的人好像不能容忍这项任务。这非常令人惊讶，出人意料！那些志愿从事“宣抚”工作的人，为完成分派给他们的任务，遭受了事业上甚至情感上的伤害。
他们发现自己与一群腐败、自私自利、令他们鄙视的家伙一起工作（一个“宣抚”人员在工作日志中这样描述地方“自治会”会长：“完全缺乏管理才能，完全没有任何能力和才干”)；他们意识到，从基层社会建立完美政权的梦想破灭了，这项工作变成了拙劣的模仿。
然而，八年沦陷时期对这一政权的合法性造成的损害远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这八年，败坏了传统地方精英的声誉，且质疑了他们作为现代国家基层行政人员的能力。县一级的精英在民国时期已经历了一次转化，迫切渴望控制新市政机关（这是共和主义者所引进的）的实业家和商人排挤了旧乡绅。
杜赞奇在研究战前华北精英时指出，在县和乡村，政府盈利型经纪人“开始追逐实利，经常不惜牺牲村庄的利益”。保护“社区”的说法常常误导读者，因为中国社会的精英，与其他任何地方的精英一样，常常装腔作势服务于地方社会（涂尔干所称的团结社会－即使这种社会根本不存在）。
但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建设的新压力，社会汲取率的迅速增长，这就要求有能力的、负责任的政治精英来应对向现代国家政权的转型。然而这一切几乎还未准备就绪。这就导致了杜赞奇所说的国家政权内卷化，即“与政权正式结构相伴随的是非正式结构的出现，比如盈利型经纪人”。
在华中地区，国民党与地方政治精英的联系比北方更为紧密，且比较成功地将他们带入现代国家政权。但是日本人的人侵中断了国民政府成功吸纳地方精英实现国家政权目标的进程。
结语
然而这还没有完全反映沦陷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卷人到政治的赢利型经纪人是“临时性的和无能力的人”，一个“宣抚”职员在报告中很沮丧地指出。这些人恰恰是年轻的“宣抚”职员不愿意与之共事却又无法逃避之人。
